2016年12月初，美國參、眾兩院通過「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國會兩黨展現對臺灣的一致支持，授權美國政府推動美臺高階軍事將領及國防官員的交流，這是國會升級37年來美臺低調的軍事交流。當年，臺美斷交後，蔣經國總統領導臺灣朝野歷盡艱苦，推動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才為臺灣的安全和對臺軍售爭取到某種保障。
1978年12月16日，美中簽署「中美建交公報」後，卡特總統單方面聲明「美國將繼續關心臺灣問題之和平解決」。12月16日凌晨2點，美國駐臺大使安克志通知蔣經國，美國即將終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蔣經國震驚之餘立即質問：「一方面說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一方面又說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如共匪揚言此為其內部問題將何言以對？…共匪難道會同意用和平手段解決這個問題嗎？…事實上美國過去曾要求共匪公開聲明不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共匪難道答應了嗎？」面對蔣經國一連串的逼問，安克志無言以對，只能回答：「沒有」。
實際上，蔣經國對美國斷交毀約是有心理準備的，按照事先準備的「應變計畫」，蔣經國在此後的四個月裡，領導臺灣外交人員為國效力，努力推動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中華民國駐美外交官在胡旭光公使領導下，竭盡所能地向國會議員遊說，闡述臺灣的主張。大敵當前，不少民間人士，例如企業家辜濂松等「七壯士」，自動組團去華府拜會國會及行政部門，以尋求改進臺美關係的可能性；「聯鼎」事務所丁懋松律師以三個月的時間全力協助外交部對美談判；甚至在紐約養病的宋美齡也都積極參於對國會議員的游說工作；流亡美國的彭敏明和陳唐山也應邀在國會作證，反對中國武力侵臺。集眾人之力，最終使「臺灣關係法」在某種程度上補救了美國終止「共同防禦條約」對臺灣安全的衝擊。
1978年12月20日，外交部次長錢復約見安克志，首次要求美國為繼續軍售立法：「關於鄧匪小平及華匪國鋒不允許美對我繼續提供武器之言論，吾等均已有所悉。貴國一再強調關切臺灣之安全和福祉，故對我武器之提供必感至為重要。在中美仍有外交關係時，我軍方已發現向貴國作軍事採購至為不易，至中共人員派駐貴國後，此事當益形困難。故我要求貴國能採取立法行動為確保臺灣之安全，應便利對我繼續供應軍品。」可見，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已對美國國會立法的實質內容提出了明確和正式要求，事後証明，「臺灣關係法」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
1978年12月27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抵臺磋商美臺未來關係。在談判一開始，蔣彥士外長就指出「卡特總統一再強調對中華民國人民的安全與福祉的關切；而這一政策的實現，全靠這一地區的安全是否得到保障。我們認為僅憑判斷或期待中共『無意』或『不能』用武力侵略臺灣，是不切實際，非常危險及有嚴重後果的。」因此，蔣彥士再次要求「美國政府應立即經適當的立法，對中華民國的安全繼續提供具體有效的保障（包括同意不斷的供應現在和將來所需武器在內）。」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中國政經實力蠶食美國重返亞洲政策 ｜ 更多文章 ）
12月29日，蔣經國第二次接見美國代表團，親自提出臺美關係的五項新原則：「持續不斷、事實基礎、安全保障、妥訂法律以及以政府關係為依據。」蔣經國提出「為確保西太平洋地區，包括中華民國之和平及安全，美國亟需採取具體有效的措施，並對此一地區各國重申其保證。」雖然卡特總統曾表示，在臺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以後，他仍將關切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並繼續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但蔣經國並不放心美國口頭上的保證，因此強烈要求「美國必須就此項承諾向我國提出法律上的保證。」幾天之內，臺灣反覆要求美國立法保證繼續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而且提出的級別一次比一次高。美國代表團則辯稱中共並無必須以動武來解決臺灣問題之迫切理由，現在中共也無能力對臺灣發動有效之兩棲登陸作戰；另外，北京必須避免採取可能危及其與美日間良好關係的行動。美國判定臺灣沒有安全上的迫切需求，克里斯多福甚至表示，美國政府不可能再對臺灣提供安全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