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19世紀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筆下的人物中不乏那些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為殺戮作辯解的人。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認為，正是這一點，使得這位作家去世百餘年而其作品始終不過時，無論是在極權主義國家興起的20世紀，還是更靠近現在的「反恐戰爭」。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寫思想理念以何等強大的力量改變人類生活，不是憑空想像；他有著切身體驗。他在20來歲時在聖彼得堡加入一個沉醉於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的激進文人圈子，被警方密探告發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伴們被逮捕，數月後以傳播顛覆性思想罪名被判槍決死刑，後減刑為流放到西伯利亞作苦力。
不過，沙皇決定臣民生死的權威必須得到體現，因此這些被減刑的死囚流放前要經歷一次假槍決。一切都像演戲一樣，經過精心策劃和安排，但囚犯本人不知情。
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人被押到一個兵營的操練場，那裡已經布置成臨時刑場，宣讀囚犯的罪狀和判決書後，東正教神父讓每個人懺悔一番，然後凖備行刑，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響起一陣鼓聲，行刑隊槍口向下，囚犯們被戴上鐐銬發配到西伯利亞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的懲處是當4年苦力，然後充軍。1859年，新的沙皇昭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流放；1年後，他回到聖彼得堡文壇，這是他人生和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許多年後，他說，記憶中再沒有任何時候比那一天更幸福了。他仍堅信俄國社會需要劇烈變革，封建農奴制極不道德，而且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唾棄有土地莊園的貴族。
但是，假槍決經歷使他得以從新的角度看待時間和歷史，自從那個他記憶所及「最幸福的一天」起，他意識到人生不是一個從落後的過去奔向更好的未來那樣一種運動過程；這是他曾經與激進知識分子小圈子裡的同伴們共同擁有的信念，現在破滅了。之後，他對曾經吸引他的那些漸進意識形態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聖彼得堡後，對當時城裡新一代俄國知識分子圈子流行的思潮十分不屑。歐洲各派理論和哲學觀點，包括法國的物質主義、德國的人文主義和英國的功利主義，在俄國交融匯合成俄羅斯特色鮮明的混合物，後來被稱作「虛無主義」。
1860年代，俄國特色的虛無主義不是指尋常理解的「什麼都不信」；俄國19世紀後半葉虛無主義者篤信科學，志在摧毀過去引導人類活動的宗教和道德傳統，讓舊世界讓位於更新、更好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世界上不少人也有類似的觀念。
魔鬼附體
小說《群魔》（Demon）可以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當時俄國虛無主義的批判。1872年出版的這部小說曾引起很大爭議。毫無疑問，他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是他那個時代的流行觀點是有害的。同時，小說講述的故事又是個黑色喜劇，故事裡那些好高騖遠、對現實中的革命一無所知卻熱烈地空談革命的知識分子顯得荒誕、滑稽。 （相關報導： 國際刑警組織淪為極權國家馬前卒？中國公安部副部長當選主席 ｜ 更多文章 ）
小說的情節基本上按照寫作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推進，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從神學教師變成1名恐怖主義分子，1名學生被謀殺，他被捕並被控同謀。涅恰耶夫製作了一份小冊子，宣揚為了革命事業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殺。遇害的學生在生前曾質疑他的政策，所以必須被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