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一段話，曾經掀起金馬舞台的統獨之爭，電影未演先轟動。
學運偶像挑戰體制卻跌落神壇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占領國會行動」（三一八學運）的領袖林飛帆與陳為廷等人高舉向日葵走出議場，喊出「出關播種，轉守為攻」，宣布完成階段性任務。一九年四月十日，傅榆籌拍七年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特映，呼應五年前的這天，正是「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的關鍵。
我們是誰？是從高中就投入社會運動的陳為廷，是首批赴台就讀的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是不斷探索身分認同的傅榆，更指向台灣公民社會──一如青春，在熱血衝撞與猶疑躓頓之間一來一往地拉扯，驀然回首才發現傷痕累累，獨自舔舐運動傷害。
五年前的夏天，暑氣蒸騰，地方大選打得如火如荼。蔡博藝看不慣校內決策黑箱，決定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卻遭杯葛到十一月，最後仍因未達當選門檻而落選。無獨有偶，陳為廷在十二月角逐徐耀昌當選苗栗縣長後的立委懸缺，短短兩周就因性騷擾爭議退選。
燦爛了一整個夏天的太陽花紛紛在冬天凋萎。傅榆原本欲透過陳為廷、蔡博藝等人與中港台三地的互動，尋找跨海峽公民社會的共識，共同對壓迫人民的政府發聲。眼見他們進入體制、面臨挫敗，「我真的好沮喪，覺得社會運動沒有用、拍紀錄片也沒有用。」
鏡頭裡凝視的英雄不見了，傅榆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小時候不知道「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我可以做什麼」的渾沌感又重新襲來。
傅榆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母親是印尼華僑，家裡從小說國語，把國民黨視為正統，但是攤開台灣傳統四大族群分類：外省、閩南、客家與原住民，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只是隱隱約約察覺，自己是團體中不太一樣的那個人。每次在座談會上，她講起身世就開始哽咽。
曾遭排擠，害怕「說閩南語的人」
小學五、六年級正是少女最敏感的年紀，傅榆突然發現遭到素來要好的同學們排擠、嘲笑，他們開始講起閩南語，其中她只聽得懂自己的座號「二十九號」。此後她開始覺得自卑，總以為有什麼地方表現得不夠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笑我，這一直都是個謎。」她至今仍介意童年的創傷。
就連升上大學，傅榆始終打不進同儕的圈子，因為同學大部分來自中南部，政黨傾向與她不一樣。華僑家庭因歷史發展，傾向認同國民黨，加上這些受傷的經驗，她曾以為說閩南語的人都會排擠她……，因此懷著膽怯的心情接觸刻板印象中經常說閩南語的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人士。
很難想像，曾經那麼頹敗的女生，最終能靠自己的力量大聲喊出「我是台灣人」。
受到大學導師、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的啟發，傅榆開始疑惑：「解嚴這麼多年，為什麼會沒有同為一個國家的歸屬感？」紀錄片處女作《大家一起照鏡子》就是從深藍與深綠家庭的意識形態出發，後續的《藍綠對話實驗室》還紀錄了兩岸四地學生的針鋒相對。 （相關報導： 「我不是女戰神，但身為一個台灣人，我想被尊重」金馬獎風波四個月之後，傅榆再談爭議和台灣民主 ｜ 更多文章 ）
透過拍片持續摸索國族認同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原本是《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傅榆秉持理解與交流的初衷，跟著台灣人陳為廷與中國人蔡博藝穿梭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持續摸索自己的國族認同。她漸漸理解：「我害怕的這些人這麼討厭國民黨是有原因的。」傷痕不歸咎於「說閩南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