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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鏡頭下的青春與國族認同

2019-04-19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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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籌拍7年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4月10日舉行特映。(郭晉瑋攝)

傅榆籌拍7年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4月10日舉行特映。(郭晉瑋攝)

「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一段話,曾經掀起金馬舞台的統獨之爭,電影未演先轟動。

學運偶像挑戰體制卻跌落神壇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占領國會行動」(三一八學運)的領袖林飛帆與陳為廷等人高舉向日葵走出議場,喊出「出關播種,轉守為攻」,宣布完成階段性任務。一九年四月十日,傅榆籌拍七年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特映,呼應五年前的這天,正是「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的關鍵。

我們是誰?是從高中就投入社會運動的陳為廷,是首批赴台就讀的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是不斷探索身分認同的傅榆,更指向台灣公民社會──一如青春,在熱血衝撞與猶疑躓頓之間一來一往地拉扯,驀然回首才發現傷痕累累,獨自舔舐運動傷害。

五年前的夏天,暑氣蒸騰,地方大選打得如火如荼。蔡博藝看不慣校內決策黑箱,決定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卻遭杯葛到十一月,最後仍因未達當選門檻而落選。無獨有偶,陳為廷在十二月角逐徐耀昌當選苗栗縣長後的立委懸缺,短短兩周就因性騷擾爭議退選。

燦爛了一整個夏天的太陽花紛紛在冬天凋萎。傅榆原本欲透過陳為廷、蔡博藝等人與中港台三地的互動,尋找跨海峽公民社會的共識,共同對壓迫人民的政府發聲。眼見他們進入體制、面臨挫敗,「我真的好沮喪,覺得社會運動沒有用、拍紀錄片也沒有用。」

鏡頭裡凝視的英雄不見了,傅榆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小時候不知道「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我可以做什麼」的渾沌感又重新襲來。

傅榆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母親是印尼華僑,家裡從小說國語,把國民黨視為正統,但是攤開台灣傳統四大族群分類:外省、閩南、客家與原住民,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只是隱隱約約察覺,自己是團體中不太一樣的那個人。每次在座談會上,她講起身世就開始哽咽。

曾遭排擠,害怕「說閩南語的人」

小學五、六年級正是少女最敏感的年紀,傅榆突然發現遭到素來要好的同學們排擠、嘲笑,他們開始講起閩南語,其中她只聽得懂自己的座號「二十九號」。此後她開始覺得自卑,總以為有什麼地方表現得不夠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笑我,這一直都是個謎。」她至今仍介意童年的創傷。

就連升上大學,傅榆始終打不進同儕的圈子,因為同學大部分來自中南部,政黨傾向與她不一樣。華僑家庭因歷史發展,傾向認同國民黨,加上這些受傷的經驗,她曾以為說閩南語的人都會排擠她……,因此懷著膽怯的心情接觸刻板印象中經常說閩南語的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人士。

很難想像,曾經那麼頹敗的女生,最終能靠自己的力量大聲喊出「我是台灣人」。

受到大學導師、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的啟發,傅榆開始疑惑:「解嚴這麼多年,為什麼會沒有同為一個國家的歸屬感?」紀錄片處女作《大家一起照鏡子》就是從深藍與深綠家庭的意識形態出發,後續的《藍綠對話實驗室》還紀錄了兩岸四地學生的針鋒相對。

透過拍片持續摸索國族認同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原本是《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傅榆秉持理解與交流的初衷,跟著台灣人陳為廷與中國人蔡博藝穿梭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持續摸索自己的國族認同。她漸漸理解:「我害怕的這些人這麼討厭國民黨是有原因的。」傷痕不歸咎於「說閩南語的人」。

傅榆為了瞭解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曾觀看紀錄片《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這是一九五○年代台灣左翼青年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故事。在影片的光影流轉中她發現,原來受國民黨迫害的不只本省人,「像我這樣不會說閩南語的人也遭殃。」

傅榆紀錄片中的主角: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左)和台灣社運青年陳為廷(右)。(翻攝自YouTube)
傅榆紀錄片中的主角: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左)和台灣社運青年陳為廷(右)。(翻攝自YouTube)

拍攝《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中蔡博藝的片段時,傅榆深切地感受到來自共產黨的壓力:「我要不要拍這段呢?如果拍了要剪進去嗎?」自我審查一點一滴地穿透言論自由,她激動地說:「我們為什麼需要自我審查?因為真的有人在監視。」

這些關鍵時刻都讓傅榆意識到:「本、外省都是台灣人,不該成為敵人,大家真正該反抗的對象應該是壓迫人民的政府。」因兩岸分治,台灣與對岸形成兩種不同的意識型態,宛如平行世界,因此她愈來愈希望台灣人可以互相理解、認識,共同為了生活在台灣而努力,一起捍衛生活的自由與權利。

傅榆看似尋求和解,但她認為統獨不是假議題,反而需要爬梳以面對過去複雜的歷史。「這就是『轉型正義』啦!但這已經是個標籤,我只能換句話說。」她認為,當雙方都自認被傷害,卻又不嘗試理解對方下,問題仍十分難解。講到這裡,她語氣急促又緊張。

傅榆好不容易在英雄的視野中找到解答的契機,期待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激盪出的反高教遊行、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革命等社會運動,能形成一股共同團結、反抗的力量,但偶像卻跌落神壇,「這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我不知道我的拍攝該怎麼繼續進行。」

讓英雄與惡魔都留在電影裡

「一切都是我一廂情願。」她試圖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卻遺失了自己。蔡博藝將民主的希望寄託在台灣、陳為廷將改革的夢想寄託在選舉,而傅榆將國家的未來寄託在兩人身上,以為社會運動就能解決問題。

最後,三個人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把答案放在別人身上。

如同台大社會系教授劉華真所說:「趕快忘掉三一八。」傅榆切斷所有的依賴與眷戀,從傷痛和榮光中走出。不再自卑、不再畏縮,也不再覺得自己很渺小。仨人的青春已經完結,英雄與惡魔都留在電影裡,留下來的人必須努力踏實生活。

當記者問到:「變得更有力量了嗎?」傅榆帶著甜甜的微笑說:「看不出來嗎?」這是她在受訪過程中第一次有了表情的變化並綻放笑容。

儘管部分獨派人士仍將她貼上省籍標籤,以為她拉著台灣、中國和香港的年輕人對話,是擁抱大中華思想、捍衛中華民國,傅榆仍相信:「我們之間仍有可能減少誤解,找到共識。」這是記者第三次遇見傅榆,她終於不再哭了。

傅榆小檔案
出生:1982年(37歲)
學歷:政治大學廣電系、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主要作品:《藍綠對話實驗室》、《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不小心變成總指揮》、《完美墜地》、《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不曾消失的台灣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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