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180億元罰鍰收入納入道安專款，臺灣將迎來交通的春天？

交通部10月2日預告修正《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草案擬將地方政府獲配的交通違規罰鍰收入，法定提撥比例由現行至少12％提高至100％全數專款專用。交通部以114年度地方政府獲配約205億元估算，若依草案實施，每年將有逾180億元的收入額外納入道安專款範圍。但用途限制增加，不代表實際投入必然增加同等金額，更不代表道路安全一定改善。這筆錢要怎麼花，才可能真正降低事故風險？

10月6日，立委王世堅拿臺灣與日本的交通罰單數量比較，質疑臺灣罰單愈開愈多，交通問題卻未獲得相應改善。依媒體報導，臺灣2025年開出約1,631萬件交通罰單，約為日本493萬件的3.3倍；但日本人口約為臺灣的5倍，車輛數約為3.4倍。儘管跨國比較仍須考量統計口徑、違規種類與執法方式，但這組差距至少令人想問：罰單總數要如何解釋交通治理的成效？

舉發件數會受到違規發生情形、執法頻率、設備涵蓋範圍及交通流量等因素影響，不能單憑件數判斷違規是否嚴重，更不能直接推論道路是否安全。測速取締確實可能降低車速、超速比例及部分事故風險，但成效仍須經得起檢驗。除了開出多少罰單，更應觀察危險行為是否減少、事故與死傷是否改善，並考量交通流量、道路條件及同期其他措施的影響。執法產出不等於安全成果，這是評估政策時不能跳過的一步。

回到罰鍰收入的分配方式，制度誘因更值得注意。依現行規定，地方政府舉發案件的罰鍰收入，有75％分配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獲配收入又至少須提撥12％用於交通執法與交通安全改善。草案擬將比例提高至獲配收入的100％，讓更多收入受到道安用途規範，但也使罰鍰收入與道安支出形成更直接的連結。這並不足以證明地方政府會為了收入而開罰，卻有必要防範另一種可能：容易計算、能迅速呈現成果的執法措施，受到的重視可能高於需要跨局處協調、成效較難在短期展現的道路設計改善與危險路段整治。

專款規模擴大，相關設備、工程與專業服務的市場也隨之擴張。草案考量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有既定期程，安排新制自發布施行之次一會計年度起適用，意味地方須在專款正式執行前，先決定哪些計畫列入預算、哪些項目優先。這段時間既可以用來盤點事故熱點、比較改善方案，也可能成為民代爭取建設、業者推銷設備及各局處協調資源的窗口。業者爭取訂單、民代爭取建設，本無可厚非；但若新制只要求公開經費提撥及執行情形，卻未統一要求事前提出風險排序、方案比較與選案理由，容易推動、容易展示的計畫便可能先取得資源，讓政治分配與市場需求反過來形塑資源流向。即使預算依法編列、議會依法審議、採購依法辦理、工程完成驗收，都不能單獨證明資源分配合理。問題不在於這些工程或設備是否對交通安全有所幫助，而在於究竟是先辨識風險、再決定資源流向，還是先決定資源如何分配，再替選定的方案尋找安全理由。若順序顛倒，交通安全就可能成為利益分配的副產品。 （相關報導： 姚文成觀點：從「法治本質」看台灣交通檢舉制度的根本存廢 ｜ 更多文章 ）

審計部的查核也顯示，經費不足並非唯一問題。新竹縣2025年度發生12,309件交通事故，其中6,416件、約52.12％集中於33個村里，但審計室於2026年3月查核時，仍發現其中19個村里尚未設置科技執法設備；經促請改善後，縣府已在部分事故熱點增設設備。臺南市也曾因未禮讓行人科技執法地點未充分對準行人事故熱點而遭查核，之後陸續在19處熱點增設設備；高雄市則曾被指出，部分固定式照相設備未依主要事故肇因妥善調整或評估強化監測功能。這些案例不能直接證明科技執法無效，卻顯示設備設置與取締項目未必對準主要事故風險。地方應依事故熱點、主要肇因與現場條件決定配置，並持續追蹤車速、違規型態及事故死傷變化，據以調整措施。

即使某項科技執法措施確實有效，也不代表它永遠是最值得優先投入的選擇。同一筆經費若用於路口改善、行人動線或危險路段工程，是否能降低更多風險，同樣應納入評估。不同措施的作用機制不一，不必強求所有項目都換算成單一的成本效益排名，但政府至少應說明選擇依據、預期改善的問題，以及投入後如何判斷是否值得繼續。

澳洲《2021–2030年國家道路安全策略》除了追蹤死亡與重傷等結果，也將地方政府是否具備適切的道路安全風險評估，並據以規劃基礎設施投資，列為安全績效指標之一。這種作法的重點，是把風險辨識與投資決策連結起來，而非只計算政府做了多少事。

回頭看臺灣，《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已建立中央制定長期綱要與年度計畫、地方提出道安執行計畫及檢討成效等制度框架。本次修法草案也新增道路交通安全環境改善、交通事故處理與分析等經費項目，並要求地方政府每半年公開罰鍰收入的預算編列與執行情形。然而，公開收入與支出，不等於證明資源配置合理。制度還應要求地方說明事故熱點如何辨識、措施為何優先、預期改善什麼問題，以及執行後是否達到目標；若成效不如預期，也應交代原因與後續調整。這需要穩定的專業人力與明確權責，不能只靠不同局處兼辦、遇到問題再召開會報。

這就是「專款競效」要處理的問題。專款專用，限制錢能花在哪裡；專款競效，則要求政府說明為什麼選擇這樣花，以及投入後是否真的降低了風險。它不保證每項支出都成功，也不要求政府事先算出唯一最佳方案，而是要求資源配置有可檢驗的依據、執行後有追蹤成效的機制，結果不如預期時也能修正。

逾180億元的收入若額外納入道安專款，中央與地方都應對資源配置負起更清楚的說明責任。人民要看的不只是罰單收入多少、採購哪些設備、完成多少工程，而是政府究竟依據什麼決定資源流向，這些資源最後又為道路安全帶來什麼改變。交通罰鍰回歸道安，立意良善；但若制度只確保錢依規定花出去，沒有確保資源對準問題，最後受益的可能是預算執行與市場訂單，未必是道路上的每一個人。

讓道路更安全，才應是這筆公共支出的首要目的。 （相關報導： 姚文成觀點：從「法治本質」看台灣交通檢舉制度的根本存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制度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