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不敢養、不敢生，不成家─從0到12歲，看台灣家庭的育兒障礙賽

台灣為什麼愈來愈少人生孩子？

國發會8月28日公布最新人口推估，今年新生兒依中推估僅約9.4萬人，首度跌破10萬人。若依中推估情境發展，台灣總人口將從今年約2,319萬人一路下降，到了2075年只剩約1,215萬人，50年間減少近一半。

更麻煩的是，2025年台灣總生育率已降至0.695，20至49歲女性人口持續減少，有偶率也逐年下降。這意味著，即使未來生育意願回升，真正進入婚育階段的人口基數仍在縮小。

房價高、薪資壓力、晚婚、不婚，都是少子化的答案。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生不起」，恐怕低估了年輕世代真正擔心的事。

問題是，為什麼愈來愈多人不敢生？

答案也許不在生育當下，而在生育之後。準備當父母的人，很可能早已把孩子出生後十多年的生活想過一遍：孩子誰顧、每天怎麼接送、生病時工作怎麼辦、寒暑假怎麼安排，沒有祖父母幫忙又該如何。

0到12歲，是孩子高度依賴成人接送、陪伴與照顧的階段，也是家庭生活最容易和工作制度互相衝突的階段。

很多人不是生了以後才知道辛苦，而是在決定生不生以前，就已經看見前面那場長達十二年的障礙賽。

孩子出生後，雙薪家庭最先碰到的是照顧安排。

這些年育兒津貼、公共與準公共托育持續擴大，確實減輕了一部分家庭支出。但真正讓許多父母每天焦慮的，常常不是一個月差幾千元，而是下午那幾個小時。

托嬰中心有收托時間，公司有下班時間，中間還隔著通勤。如果父母六點下班，孩子卻得在六點以前接走，時間本身就接不起來。對工時較長、輪班或經常加班的上班族而言，這個缺口只會更大。

問題因此不只在托育時間，也在於不少職場的工時、加班與通勤，本來就很難和育兒生活完全接軌。

有祖父母的家庭，可以請長輩補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可以加購延托或保母服務；兩者都沒有的家庭，就只能夫妻輪流請假、調班，甚至由其中一人降低工作投入。

孩子一生病，排好的生活更會全盤打亂。托育可以暫停，公司照樣運作，最後總得有人把工作放下來。

2026年元旦上路的育嬰留職停薪「以日申請」制度，很快就出現大量需求。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今年7月底，實際採用者累計達18,473人、申請40,091筆；7月男性申辦比重為51.9%，連續第三個月高於女性。

這組數字至少說明兩件事：一是父母需要的不只是補助，也需要更能掌握自己的時間；二是男性申辦比例提高，也顯示當制度變得更有彈性，父親參與照顧的門檻可能跟著下降。

對很多家庭來說，孩子突然發燒時能不能請到一天假、下班前能不能多出一個小時，比每個月多幾千元更關鍵。

孩子進入幼兒園，照顧壓力沒有消失，只是換了形式。

公立幼兒園近年已擴大課後延長照顧與寒暑假加托，量能持續成長。問題在於，服務時間能不能真正接上家庭的生活。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學校活動可能安排在平日上午，延托也有結束時間；晚上回家後，還有吃飯、洗澡、準備用品等大大小小的瑣事。每一件事單看都不大，累積起來，就是另一份全年無休的工作。

而且這份工作至今仍沒有平均分配。

衛福部調查顯示，有配偶或同居伴侶的女性，每日平均無酬照顧時間為4.41小時，伴侶為1.72小時，差距約2.6倍。即使女性本身有工作，無酬照顧時間仍明顯較長。

因此，一個人在考慮要不要生孩子時，想的往往不只是奶粉、尿布與學費。對仍承擔較多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還包括：生育後能不能維持原來的工作？升遷會不會受影響？家庭臨時需要有人退讓時，最後會不會又是自己？

走到這裡，少子化已經不只是社福問題，更是職場制度問題。

六歲以後，是育兒政策最容易忽略的一段。

孩子進入國小，政策視角從「托育」轉向「教育」。但一個六、七歲的小學生，不會因為開始義務教育，就突然能夠自理生活。低年級的放學時間，往往遠早於一般上班族的下班時間。

國教署長期推動國小課後照顧服務，113學年度全國已有約47.5萬人次參加。這麼大的規模本身就說明，課後照顧不是少數家庭的特殊需要，而是雙薪家庭每天都會碰到的日常。

也因此，對許多雙薪家庭而言，安親班早已不只是教育選擇。

很多父母送孩子去安親班，未必是希望多寫幾張考卷。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放學到下班之間那幾個小時。當公共課後照顧無法完全承接需求，安親班、補習班、才藝班與接送班自然補上——看似教育消費的支出，實際上也承擔了照顧功能。

孩子進了教育體系，父母卻還沒有離開育兒現場。這是六歲以後最容易被忽略的斷層。

到了小學，另一個矛盾更加明顯：學生有寒暑假，上班族沒有。孩子放兩個月暑假，父母不會因此多出兩個月假期。

每年暑假開始前，許多家庭都得重新安排生活：安親、營隊、才藝班、祖父母、夫妻排休，能用的資源全部拿出來。

表面上這是各家自己的安排，背後其實是兩套互不相容的時間制度：學校按照學生的作息運轉，企業按照工作的需要排班，家庭只能自行想辦法把兩邊接起來。

接送也是如此。早上送學校，下午接安親，晚上再接才藝；孩子看醫生或學校臨時通知，又得重新調整工作。

我們很容易算出一個家庭一年領了多少育兒補助，卻很少去算父母一年為孩子跑了多少趟、請了多少次假、改了多少場會議。這些成本不會出現在帳本裡，但每天都在發生。

台灣育兒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分水嶺：有沒有後援。

下午放學，祖父母可以接；臨時有狀況，可以請長輩幫忙；寒暑假沒地方去，先送到祖父母家。我們通常把這些視為家庭互助，但換個角度看，祖父母長期承擔了大量無薪的照顧、接送與臨時支援——很少被統計，也常被視為理所當然。

問題是，這層防線正在變薄。家庭規模縮小、跨縣市工作愈來愈普遍，祖父母可能還在工作，也可能自己已需要照顧。當家庭內部再也吸收不了這些育兒困難，它們就會浮上檯面，成為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把0到12歲攤開來看，養一個孩子真正要付出的，遠不只是錢。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除了托育、安親、教育與住宅等看得見的支出，還有接送、看病、陪伴與寒暑假的時間成本；還有請假、調班、減少加班，甚至退出職場的職涯代價。夫妻、祖父母、保母、老師與主管之間，更得不斷協調彼此的時間。

真正讓人卻步的，往往不是「養孩子有多貴」，而是「養孩子到底能不能安排得過來」。

一般常說，年輕人晚婚、不婚，所以出生人口下降。這當然是原因之一。

但反過來看，如果一個人預期未來養孩子很困難，生育意願自然可能下降；當生兒育女不再是人生規劃的一部分，對部分人而言，結婚與成家的急迫性也可能跟著降低。

少子化與少婚，也可能形成彼此強化的循環。

沿著0到12歲走一遍，就會發現少子化不只是年輕人喜不喜歡孩子，也不只是家庭付不付得起。

真正影響生育決定的，是一對沒有祖父母後援、夫妻都必須工作的普通父母，能不能同時處理接送、生病、寒暑假、加班與臨時工作，而不必讓其中一人長期犧牲自己的職涯。

如果養一個孩子到12歲，仍需要祖父母投入大量無償照顧、夫妻其中一人退讓工作，再購買大量私人照顧服務，年輕人為什麼猶豫，其實並不難理解。

當一年出生人口已經可能跌破10萬人，這就不再只是某些家庭自己的選擇，而是整個社會正在共同面對的人口現實。

台灣面對的，不只是「不敢生」，而是一代人對未來家庭生活能不能正常運作，愈來愈沒有把握。

真正需要重建的，是這份把握：孩子生下來以後，一家人依然能工作、能生活，也能把這十二年的日子好好過下去。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元智大學管理博士生，長期關注城市治理、職場制度與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