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臺北國際書展期間，總統賴清德提及：「與其找好老師，不如找一本好書。」若此言意在推廣閱讀的重要，自然無可厚非。畢竟，閱讀是教育的基礎。
可是，一本好書，真的能取代好老師嗎？答案恐怕未必。
書本可以傳遞知識，網路可以提供資訊，人工智慧甚至能在瞬間生成答案，但這些工具終究無法等同於教師。
韓愈在〈師說〉寫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短短數語，道出老師存在的根本價值。教育之所以需要老師，不是老師比書本承載更多知識，而是在於老師能看見學生的個別差異，回應其學習需求，並在成長歷程給予引導與陪伴。
不幸地，當前臺灣卻出現「具備教師資格的人才，不願投入學校教職，現職老師紛紛選擇告別校園」的現象。曾幾何時，這份被視為志業的教育工作，竟成了令人卻步的職業！？
社會大眾鮮少知道，如今學校老師的工作早就不僅是「教學」而已。除了備課與授課之外，還必須承擔大量行政填報、政策宣導與流於形式的指標紀錄。這些與學生學習關係有限的繁瑣事務，卻分散老師大量時間與精力，而難以專注於教學專業。
當少子化與雙薪家庭成為社會常態，原本應由家庭承擔的教養責任，已逐漸轉移至學校。從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甚至家庭失能衍生的種種問題，經常都由老師承接。教育現場因此不再只是教學場域，更成為承受各種社會問題衝擊的第一線。
事實上，臺灣教育的多數問題，從來不是老師不夠專業，而是國家高層總是盲目以「改革」之名推動教育政策，卻忽視教育現場的真實需求。自1994年的「四一〇教改運動」以來，從九年一貫課程、基測與學測變革，到十二年國教與108課綱，教革浪潮一波接一波。然而，多數重大決策總是在缺乏基層共識和嚴謹評估情況下就匆促上路。多數決策者缺乏完整的教學經驗，卻試圖以制度全面主導教育現場，導致學校老師淪為政策的執行者與風險承擔者。
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教育政策在強調學生權利保障的同時，並未建立教師管教權限的制度，反而削減老師的教育專業自主與社會地位。以2019年《教師法》修法後建立的「校園事件處理機制」為例，初衷在建立不適任教師的處理與淘汰制度，保障學生受教權。但實際運作後，卻延伸出老師因正常管教、班級經營或維持秩序而遭投訴與調查的情況。如今，面對嚴重干擾教學、行為偏差或情緒失控的學生時，老師已陷入「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的處境。
其實，早在196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書》（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就指出，教師應有合理工作條件，專業自主權與社會尊重。當教師專業缺乏制度保障，教育品質自然難以維持。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當校園只剩風險管理─教師荒背後被透支的信任成本 ｜ 更多文章 ）
從國際教育政策的發展來看，成功的教育制度普遍重視權責對等原則，在保障兒童權利的同時，也強調家長責任與教師管教權的法律保障。就像英國《教育與督學法》（Education and Inspections Act），明確賦予教師法定的「非訴訟管教權」（Statutory power to discipline），並透過「家長契約」（Parenting Contracts）機制，要求家長共同承擔學生行為輔導責任。當學生出現嚴重違規或失序行為時，地方政府得要求家長接受相關輔導措施；若拒不配合，甚至可能面臨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