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北松觀點：城市人口結構變遷與民意測量設計──竹北初選民調分區調查的方法論分析 | 賈北松

竹北市初選民調分區調查的制度與方法論意涵

在民主政治中，民意調查長期被視為理解社會意見的重要工具。然而，民調能否真正反映民意，不只取決於抽樣數量或統計技術，更取決於一個更基本的前提：調查設計是否符合母體的實際結構。

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而民調方法仍停留在過去假設時，所得出的數字就可能不再只是民意，而可能是制度設計與社會現實之間落差的結果。

近期關於新竹縣長初選民調是否應將竹北市分區處理的討論，表面上看似技術細節，但實際上觸及一個更深層的政治學問題：當一座城市內部已經出現不同社會結構時，民調是否仍可以合理地將其視為單一母體？

竹北的發展，正是一個典型案例。

過去二十年，竹北市經歷了台灣少見的人口快速成長。隨著新竹科學園區產業擴張、高鐵特區與都市重劃區開發，大量人口持續移入，使竹北從傳統客庄聚落逐漸轉型為科技產業帶動的城市。

根據新竹縣政府統計資料，竹北市人口已突破二十二萬人，成為全國人口最多的縣轄市。然而，竹北的變化不只是「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人口結構改變」。

科技產業帶來的新移入人口，使竹北逐漸形成典型的科技城市人口結構，例如：

但同時，竹北仍保有歷史悠久的客庄聚落與在地社會網絡。於是，在同一行政區內，實際上並存著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一種是長期形成的地方社會，另一種則是由科技產業與新市鎮發展帶動的新興都市社區。

在城市政治研究中，這種人口結構轉變往往會帶來政治行為模式的差異。例如政策議題關注、政黨支持結構、以及投票動員方式，都可能出現不同。

換言之，竹北早已不是單一政治社會，而是一個具有多重社會結構的城市。

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存在於學術觀察中，制度本身往往也會逐步作出回應。

中央選舉委員會在2025年審議通過新竹縣議員選舉區調整方案時，即決定將竹北市議員選舉區劃分為兩個選區。官方說明指出，竹北人口快速增加，東西區發展差異明顯，因此需要透過選區調整，以確保民意代表的合理性與代表性。

這項制度調整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承認竹北市內部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當制度必須重新劃分代表區域時，往往意味著原本看似一致的行政區內部，已經出現不同的政治社會。

換言之，若正式選舉制度都必須因應城市內部分化進行調整，民意調查若仍完全以單一行政區作為母體，方法上便可能與制度現實產生落差。

在討論民調時，社會輿論往往將焦點放在抽樣是否隨機。然而在調查方法論中，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非回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

電話民調特別容易受到此問題影響。不同族群在接聽陌生電話與參與調查訪問的習慣上，往往存在差異。例如：

這些群體在傳統電話民調時段中，完成訪問的比例往往較低。結果是，即使抽樣名單形式上涵蓋整個城市，最終完成訪問的樣本，仍可能集中於某些較容易接觸到的群體與區域。

因此，民調代表性不只取決於「抽到誰」，更取決於「能否訪問到誰」。

如果某些社區接聽率較低，即使抽樣涵蓋全市，最終樣本仍可能偏向特定區域。當城市內部差異顯著時，這種偏差便可能被進一步放大。

在統計學與調查研究中，當母體內部差異顯著時，常見的做法是採用「分層抽樣」。

其基本原理是先將母體依特定結構特徵劃分為若干區塊，再在各區塊內進行抽樣。這樣的設計可以：

第一，提高樣本代表性

第二，降低估計誤差

相反地，如果將高度異質的城市視為單一母體，則可能同時低估某些群體，也可能高估某些群體，最終形成系統性偏差。

因此，將竹北分為兩個調查區域，並不是政治操作，而是統計方法上面對異質母體時的常見設計。

竹北民調是否應分區處理，看似只是民調技術問題，但其實反映的是民主制度如何回應城市變遷的問題。

在快速都市化與人口流動的時代，行政區界線或許沒有改變，但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早已重新組合。新興社區與傳統聚落、科技產業人口與在地社群，在同一城市中逐漸形成不同的生活圈與公共議題關注，也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政治行為模式。

當城市內部差異愈來愈明顯，民意測量的方法若仍停留在過去的假設，就可能讓部分聲音被放大，也可能讓部分聲音被忽略。

因此，竹北民調分區與否的討論，其真正意義並不在於改變誰的選情，而在於提醒我們：民主制度的工具必須與社會變遷同步調整。

因為民調存在的目的，不是讓數字看起來整齊，而是讓民意被正確看見。

如果城市已經分化，而方法仍假設城市一致，那麼偏差就不會出現在民意，而會出現在制度。

在民主政治中，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民調的數字，而是那些數字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相關報導：綠黃能合？王婉諭入竹北市長電話民調選項　綠議員：鄭朝方從沒宣布不選連任｜更多文章）

＊作者為立法院資深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