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瑞觀點：民主的科學夢與文明路─方法論的迷途，政治在追逐鐘的幻影？

楔子

在探討民主制度如何從「牛頓範式」轉向「量子波動」的過程中，一位讀者推薦了政治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1977年的《雲、鐘與政治研究》。讀完深感震撼：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治理危機，在約五十年前就已在其方法論批判中被預言。這並非偶然，而是因為我們至今仍未完全離開科學萬能夢。因此，我決定暫緩原定路徑，先與這篇經典政治思想文章展開一場跨時空的對話，以釐清政治學方法論迷思，從而更深刻的理解民主為何失靈，又該如何浴火重生。

1977年阿爾蒙德與根科的論文，批判的是政治學的「科學迷思」[1]；我的民主系列則是診斷民主制度的「範式失靈」。兩者猶如硬幣的兩面，共同指向一個根本錯置：我們在用理解「鐘錶」的思維，去理解本質上更接近一片「雲霧」的「量子波動場」的政治現實。本文就是這一場與阿爾蒙德與根科的跨越時空對話。

一、現狀：科學萬能夢的誘惑，政治學的「物理忌妒」

科學發展經驗累積的經驗，加上數學成功描述自然，使得宇宙像完美的機械體系準確的運行。數學工具在物理上的成功經驗，引起許多其他專業領域紛紛跟著引入數學，卻都無法像物理般準確量化事物，於是便出現對物理學忌妒的聲浪。甚至提出一個有趣的科學哲學問題，老天爺為何特別照顧物理學，物理為何是天選之民?「物理忌妒」指的是其他學科的學者嫉妒物理學家為什麼能完美的應用數學來預測所有結果。

二十世紀中葉，政治學開始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也陷入一場「科學萬能夢」：如果我們能像物理一樣應用數學模型研究政治，是不是就能像預測行星軌道一樣，預測選舉、政策成敗甚至革命爆發？但引入之後與牛頓的力學的「數學模型化」成功程度相比，使用數學的結果簡直是天壤之別。

這種「物理忌妒」的背後思維，其實隱含一種「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信仰：世界本質上是一致的，解釋原子的方法，也應該要能解釋人心。於是導致了本末倒置的追求：政治學不是在理解政治，而是在努力的學習「像科學」。因此，問題的複雜性被迫向方法論的簡潔性低頭，政治學開始忽略事實，只盲目追求普適法則、建構數學模型、發展統計技術、與尋找因果律。

然而這種做法就像試圖用鐘錶匠的工具，去理解一場瞬息萬變的暴風雨，結果是明顯的不可能。

二、批判：波普的隱喻，政治既非「鐘」亦非「雲」

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用一個精妙的隱喻，戳破了這場『物理忌妒』科學夢的盲點[2]。他把世界萬物排列在一條光譜上：最右端是「鐘」：精確、規律、可預測，如太陽系運行、擺鐘節奏；而最左端是「雲」：混沌、隨機、不可測，如天氣變化、昆蟲亂舞。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等待現代「盧梭」 ｜ 更多文章 ）

牛頓之後，人們逐漸相信「所有雲霧都可以像是鐘般準確運行」——看似混沌的現象，只是因為還沒找到背後的普適法則與所有隱變數。然而量子力學出現後，觀點又逆轉為「所有鐘都是像雲般的不可預測」，連最精確的系統也有內秉的不確定性。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因此如釋重負，對於由牛頓因果決定論轉向量子不確定的轉變感到欣慰，因為終於擺脫了人類沒有選擇與意識的自由。

但波普認為，鐘與雲這兩種極端思維都錯了，人類社會——尤其是政治——既不是鐘，也不是雲，而是處在「絕對自由」與「絕對控制」兩者之間的複雜「可塑控制」（plastic control）系統。如果用我民主系列前幾篇文章的說法，政治不是牛頓系統，也不是量子波動，而是一個會被觀測干預，也會自主學習的系統。

三、本質：政治不是因果律，而是「可塑控制」

什麼是「可塑控制」？它與決定論的「鑄鐵控制」（cast-iron control），在本質上完全不同。「可塑控制」指的是：

• 人類有記憶、會學習、能創造：即使是雙胞胎，具有極為類似的基因，因為成長過程中的各種微小變因，也會使得人生發展迥異。
• 理念能改變現實：一個思想、一項決策、或一場辯論，都能實質改變政治走向。
• 控制是反饋的：我們被制度與環境制約，但也能反過來挑戰環境與修改制度。

「可塑控制」的核心在於系統具備從反饋中學習並自我修正的能力，這不是牛頓式的單向因果，而是含有意圖、試錯、調整的動態反饋迴路。政治制度因為具備這種「可塑性」，而更像一個生命體，而非只是僵化的機器。因此政治的「規律」不應是物理學的數學，而是歷史的經驗傳承——會隨時間、文化、技術與人類的學習而不斷突變。這正是任何試圖將民主制度「鑄鐵化」的設計終將失敗的原因。民主的未來，不在於找到更精確的「鐘錶」，而在於設計出更具「可塑性」的調應治理系統。

四、診斷：三大「鐘錶迷思」，錯誤引發錯誤

阿爾蒙德與根科[1]指出，政治學在模仿物理的硬科學時，不自覺地接受了三大錯誤假設：

• 盲目追求普適法則，導致政策複製失敗：政治中最獨特之處，往往在於那些無法重複的偶發事件——例如列寧與1917年俄羅斯的偶然相遇，塑造了整個二十世紀。
• 信任「涵蓋率」（covering law）[3]」，導致對突發政治的誤解：相信任何事件都必須服從「涵蓋率」。這在物理學有效，但在社會與政治中，常常是獨特與例外才更需要政治智慧。
• 相信政治是因果關係，導致責任錯置：政治的權力與影響很少是「因為A所以B」的邏輯，而是像辯論賽，過程中充滿策略與談判，甚至根本是即興的隨機博弈過程。

五、失衡：方法凌駕問題，模仿科學代價

為了「看起來像硬科學」，政治學過去付出了沉重代價：

• 量化崇拜：許多研究為了能夠使用統計方法，甚至故意扭曲問題以符合數據結構，結果常常是「精確測量了許多無關緊要的事」。
• 數學模型脫離現實：假設人是效用最大化者的模型，完全無法解釋為何存在一定比例的人反而會傾向投票給絕對無法勝出的候選人，或為政治理念而放棄政治利益。
• 學科破碎化：忙著學統計軟體，卻沒時間讀盧梭、托克維爾等思想，甚至根本刻意忽略政治史與政治實例。政治學者也因此失去了應有的整體視野與人文厚度。

六、反思：前沿學科覺醒，社會規律「衰變」

有趣的是，最早有『物理忌妒』思想，積極擁抱「硬科學方法」的經濟學與心理學，卻早已在1970年代就開始反思。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等待現代「盧梭」 ｜ 更多文章 ）

• 心理學大師克朗巴哈（Lee Cronbach）於 1975 年挑戰社會科學追求硬科學中的「普適定律」觀念，提出社會科學的規律會快速衰變。由於文化背景、價值觀與社會結構不斷演進，一個今天成立的理論，十年後可能已失效過時。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里昂提夫（Wassily Leontief）對現代經濟學「過度模型化」的省思。因為過於追求數學模型的嚴謹性與美感，卻導致模型與現實世界脫節，這種現象被稱為「黑板經濟學」。2020年芝加哥期貨市場出現的油價期貨出現負值，更是直接嘲笑布萊克-休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簡稱BS模型）的簡陋數學模型化與對經濟學的無知，因此數學模型是否適用於人文社會體系也就一直是長期爭議主題 。

有人甚至諷刺地說：社會科學家拼命追尋普適定律，或許潛意識裡正是為了證明「社會世界根本沒有普適定律」。

七、當代：鐘錶思維的數位化，確定論的演算幻覺

半世紀前阿爾蒙德與根科指出的「科學迷思」，並未隨時間消失，反而在數位時代找到了更精緻、更隱密的完美載體。當代的治理「鐘錶匠」們，正熱衷於打造一種全新的、由數據與演算法驅動的「社會精密機械」：

• 「KPI暴政」與制度僵化： 將複雜的公共服務（如教育成效、醫療品質、社會福利）簡化為寥寥數項可量化指標。這種KPI方式的「鑄鐵化」考核，迫使執行者為達標而扭曲行為，最終常常背離了政策原本要服務的群眾。
• 大數據預測的「涵蓋律」迷夢： 相信透過蒐集足夠多的個人數據，就能像預測天氣一樣預測選舉結果、消費趨勢甚至社會動盪。這無異於現代版的「涵蓋率」信仰，誤以為人類的集體選擇與情緒共振，可以化約為一串相關性係數。它忽略了取得數據本身就是一種干預——當人們意識到自己被預測與分類時，其行為便已發生改變。
• 演算法治理的「確定性幻覺」： 從信用評分到公共資源分配，演算法以「客觀、中立、高效」之名，將複雜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問題，託付給一套黑箱化的數學模型。這創造了一種危險的「確定性幻覺」，決策都源自無可辯駁的科學計算，從而隱藏了其背後蘊含的價值判斷與偏見，同時也剝奪了民主政治所需的公開辯論與究責空間。

這些案例揭示，我們不僅未擺脫「鐘錶思維」的科學迷思，反而用更強大的AI計算工具將其武裝起來，試圖將雲霧般動態的政治社會，鎖進一個由「0與1」構成的確定性牢籠之中。

八、出路：從「定律」到「調適」，政治學的新方向

如果政治既不是鐘，也不是雲，那該如何研究？作者阿爾蒙德與根科提出，政治的本質是人類在限制中尋求調適與創新的過程。因此，政治學應該：

• 從「尋找規律」轉向「時代調適」：不只問「怎麼選擇與尋找」，更要問「人們如何突破限制、創造新選項」。
• 重建民主「政策科學」的思維：不逃避價值與事實的落差，但讓研究與真實妥協。

方法必須解決問題，而非讓問題屈就於方法，無論量化還是質化，歷史分析還是哲學思辨，都只是工具與操作。真正的智慧，不在於找到一把「萬能鑰匙」，而在於培養「鎖匠技藝」——能根據不同政治問題的結構，選擇或打造出合適的解方。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等待現代「盧梭」 ｜ 更多文章 ）

九、對話：從「古典波動」到「量子躍遷」，一條仍在延伸的批判路徑

阿爾蒙德與根科所處的年代，是一個資訊傳播仍有時間差、社會變遷尚可被理解為「連續波動」的世界。他們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學在工業時代背景下，如何避免方法論被物理學的成功經驗所誤導。這種情勢在思想史上，多少可與盧梭對城邦政治的反思相互對照。盧梭的批判並非走在變遷之前，而是回應一個已然成形，但卻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政治模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位置上，他的反思顯得既帶有重整意味，但也顯露出時代已經轉換的跡象。就其所處時代而言，這樣反思是必要的。它迫使政治學正視自身研究對象的特殊時代性，而非盲目追求成為另一門「硬科學」。簡言之，過去歷史的警告是：『不要用望遠鏡觀察細菌』。而我們目前的困境是：『我們雖然改用了顯微鏡觀察細菌，但是居然也想用來去導航光速的星際旅行。』

歷史的進步不斷在改變問題的性質，今日我們身處的社會，個體高度碎片化且在持續重組，政治行動往往呈現非線性擴散與相變式轉折。在這樣的情境下，政治不只是「難以量化」，更會因為被觀測、被討論、被演算法放大，而隨時改變自身狀態。換言之，政治場域本身已展現類似「量子躍遷」的特徵。

這也意味著，今天我們所亟需的「可塑性」已遠超阿爾蒙德時代所能想像。它不僅是制度對民意反饋的調適過於緩慢，更必須包含：

• 演算法的透明與可究責性，打破「確定性幻覺」的黑箱。
• 建立網路化的即時反饋迴路，讓政策能在社會這個複雜適應性系統中快速試錯與學習。
• 發展「韌性制度」，其設計目標不再是抗拒變動，而是能夠在衝擊中重組、學習並轉化，以適應快速改變的環境，猶如生命體般演化。

簡言之，阿爾蒙德與根科的洞見，為我們診斷出了「科學迷思」這一陳年痼疾；而「量子波動社會」的現實，則要求我們為「可塑治理」開出更具時代針對性的藥方——從世界觀到技術工具的全面升級。

因此，本文與阿爾蒙德與根科的文章，並非立場的對立，而是問題層次的遞移。他們在工業時代的尾聲警告：用牛頓式工具研究政治，會在方法論上造成根本性的誤解；而我試更進一步追問：即便我們已意識到政治不是「鐘錶」，現代社會的治理制度，仍停留在追求確定性與控制的牛頓範式，這不只是方法問題，而是整個民主治理範式，是否能有效回應現實世界的挑戰。

十、結語： 政治學的未來使命，在不確定性中導航

政治學不可能成為物理學，也無須成為物理學。阿爾蒙德與根科半世紀前的這一洞見，在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因為社會的「量子波動化」而更具時代意義。本文這場跨時代對話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更清醒的認知現實，以便在後續探討『民主3.0』時，能避免重蹈覆轍。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科學的嚴謹，而是要重塑科學的內涵：真正的科學精神，不在於模仿某一成功學科的外表，而在於誠實面對本身的獨特本質。當政治世界呈現出高度可塑、即時反饋、動態突變的特徵時，我們需要的便不再是追求永恆不變的「鑄鐵模型」，而是能夠容納試錯、學習與適應的「可塑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從『民主2.0』邁向『民主3.0』，其最深層的變革正是一場世界觀的遷移：從追求控制的「鐘錶匠」，轉變為善於導航的「領航者」。我們必須學會與不確定性共存，而非試圖將其消除。我們不僅要從鐘走向雲，更要開始邁向可塑的量子波動場。

未來的民主，其韌性將不取決於它的設計有多麼精確完美，而在於它為意料之外事件的反饋與修正，留下了多少可塑的創造空間。 這條路不僅存在，而且正等待我們共同開闢——從更新政治思維方式開始。

十一、展望：一個更深層的追問

我們批判了政治學試圖成為「鐘錶科學」的方法論迷思，並指出政治的本質更接近一種「可塑控制」。然而，一個更深層的且關乎起源的問題隨之浮現：如果我們研究政治的方法論出了問題，那麼我們所實踐的這套民主制度本身，其底層的「思維範式」又是從何而來？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等待現代「盧梭」 ｜ 更多文章 ）

為何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是由獨立的「權利原子」構成，並可透過「社會契約」組裝，用「多數決」這部演算法來驅動？這種將政治視為「社會機械工程」的世界觀，其來有自，絕非憑空誕生。

在Part II中， 從現代政治世界觀的源頭——牛頓、洛克與東西文明的分岔中，我們將進行一場跨越三百多年的思想考古。回到科學革命的起點，揭示牛頓的機械宇宙觀與洛克的政治哲學如何共同編寫了現代民主的「原始程式碼」，並探討這一特定「世界觀作業系統」的誕生，如何在人類文明史上造成了一次決定性的東西分岔。只有理解了這個源頭，我們才能更徹底的理解當前的範式危機，並找出超越它的可能路徑。

參考資料：

[1]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Gabriel A. Almond and Stephen J. Genco,World Politics , Jul., 1977, Vol. 29, No. 4 （Jul., 1977）, pp. 489-52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L：https://www.jstor.org/stable/2010037

[2] Karl R. Popper, "Of Clouds and Clocks：An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 ality and the Freedom of Man," in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Clarendon Press I972）, 210.

[3] 哲學家Hempel and Oppenheim 提出的「涵蓋律模型 （Covering-Law Model）」，與物理學上的普適定律（universal law） 在科學解釋的結構上確實非常相似，因為涵蓋律的模型最初就是以物理學中的普適定律作為典範來建構的。簡言之，普適定律提供了「法規內容」，而涵蓋律則是規定「如何用法規來斷案」的法理模型。 （相關報導： 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等待現代「盧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