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思原觀點：突襲選舉與高市效應─自民黨三分之二多數的背後

2月8日，日本第51屆眾議院選舉落下帷幕。本屆選舉在289個小選區和11個全國比例代表區（176席）展開角逐，共產生465個議席。日本眾議院選舉採用小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並立的選舉制度。

選舉公示前，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合計掌握232席，其中自民黨198席、日本維新會34席。開票結果與此前民調走勢基本一致：自民黨大獲全勝，中道改革聯盟則遭遇慘敗。

開票結果顯示，自民黨贏得316席，單獨超過議席總數的三分之二，創下戰後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議席數的最高紀錄。與自民黨結成執政聯盟的日本維新會獲得36席。在小選區方面，自民黨席捲了東京和周邊縣（神奈川、千葉、埼玉、山梨和靜岡縣），而維新會則在大阪獨樹一幟。

由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成的中道改革聯盟僅獲49席，較公示前的167席大幅下滑。國民民主黨取得28席，較此前小幅增加1席。

其他政黨方面，參政黨在比例代表中獲得15席。「團隊未來」首次進入國會，比例代表當選11人。日本共產黨獲得4席，令和新選組1席，減稅日本·憂國聯盟獲得1席。日本保守黨和社民黨則未能取得議席。

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在戰後尚屬首次。自民黨此次斬獲316席，不僅超過民主黨在2009年眾議院選舉中取得的308席，也刷新了自民黨自身的歷史紀錄。此前的最高紀錄出現在1986年中曾根康弘執政時期的眾參兩院同時選舉，當時自民黨在眾議院獲得304席。

儘管自民黨在參議院仍未掌握過半數席位，執政黨提出的法案在參議院依然可能遭到否決，但根據《日本憲法》第59條，眾議院在普通立法上享有優越地位：即便法案在參議院被否決，只要眾議院再次表決並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相關法案仍可正式成立。因此，在此次選舉中自民黨於眾議院取得超過三分之二席位的情況下，其在制度上具備繞過參議院否決、推動立法的能力。

這次投票的短間隔時間受到輿論關注。日本眾議院於1月23日正式解散，從解散到投票僅相隔16天，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眾議院解散至投票間隔時間最短的紀錄。席位結構與選舉進程雙雙刷新歷史紀錄，使本次選舉具有鮮明的歷史意義。

此外，投票率也是輿論關注的焦點。時事通信統計顯示，此次眾議院選舉（小選舉區）投票率為56.26%，高於2024年上一次眾院選舉的53.85%，但仍是戰後第五低。

投票日當天多地降雪，東京更是今年首次降雪，一度引發對投票率下滑的擔憂。不過，期日前投票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小選舉區的期日前投票人數達2701萬7098人，為歷次選舉（包括參議院選舉）之最，約為上一次眾院選舉的1.29倍。 （相關報導： 呂政璋觀點：高市早苗的實權時代─日本覺醒與第一島鏈的重構 ｜ 更多文章 ）

儘管如此，受嚴寒天氣影響，部分「雪國」地區投票率依然偏低。投票率低於上一次選舉的共有青森、秋田、山形、富山、福井、和歌山、鳥取和島根8個縣。整體來看，投票率最高的是首相高市早苗的家鄉奈良縣，為62.17%。最低的則是鳥取縣，僅為47.69%。寒冷天氣對自民黨年輕支持者的投票熱情影響有限，但可能抑制了部分高齡選民對中道改革聯盟的投票意願。

此次自民黨的大勝，顯示高市就任首相以來的高支持率已成功轉化為「帶票能力」。然而，這場勝利背後，仍潛藏著尚未化解的結構性矛盾，首先便集體現在經濟層面。

彭博社分析顯示，與2020年相比，截至去年12月，價格上漲超過一成的品目已多達393個，其中咖啡豆和大米價格的飆升尤為突出。自2022年4月以來，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基本維持在3%左右。如此水平、如此持續時間的通脹，上一次還要追溯至泡沫經濟崩潰前後。

而且，過去15年間，各收入階層的食品支出佔比持續上升，並在2025年達到44年來的最高水平。總務省2月公布的《家計調查》亦顯示，2025年兩人及以上家庭月均消費支出為31.4萬日元，同比增加4.6%，其中食品支出增幅達5.5%。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近幾個月的民調反覆顯示，「高物價」始終位列選民最主要的擔憂議題，日本持續攀升的食品價格與生活成本、以及實際工資增長乏力的問題，卻並未在此次大選中轉化為自民黨的政治代價。

而且，高市主張通過日元貶值和擴大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使當前的物價壓力能否得到有效緩解充滿不確定性。高市的支持者，似乎對其政策可能帶來的通脹風險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選擇性失明」。與此同時，她在移民政策上的收緊與強硬立場，也與日本人口持續減少、尤其是藍領行業長期勞動力短缺的現實形成張力。

而且，在此前的2024年眾議院選舉和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曾因政治資金醜聞以及與“統一教會”關係的爭議遭遇重挫，一度失去過半數席位。然而，即便高市早苗的政治團體也在去年年底被媒體揭露曾收受超過法定上限的企業獻金，以及來自宗教團體的大額捐款，其個人支持率卻始終維持在高位，折射出其支持者身上存在的某種“寬嚴不一”的雙重標準。此外，曾捲入政治資金醜聞事件的前議員也在此次選舉中重新當選。

一些觀察者因此將這種認知上的「失調」歸因於某種高市的「偶像效應」，而這一現象在年輕支持者群體中尤為突出：相較於對經濟政策及其實際後果的深入理解，他們可能更容易被高市作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徵意義、其民族主義修辭與對華強硬外交姿態所吸引。

然而，自民黨此次在「快速選舉」中取勝，是孤例或者說意外的驚喜嗎？答案是否定的。哈佛大學韋瑟黑德國際事務中心在2017年發表的一項實證研究指出，執政黨若掌握選舉時機，往往能夠從中獲益。傳統觀點認為，執政黨會選擇在經濟形勢有利時提前解散國會、舉行選舉，從而擴大優勢。

但該研究提出，除經濟因素外，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關鍵機制在於「突襲效應」——即執政黨利用反對黨準備不足所獲得的優勢。此項研究基於1955年至2017年日本眾議院選舉的數據發現，在突襲式選舉中，反對黨往往來不及充分動員：候選人數量更少、整體素質偏低，競選經費投入不足，候選人之間的協調也更為鬆散，最終在得票率和議席數上均處於明顯劣勢。

因此，這項2017年研究提出的突襲效應為自民黨在本次選舉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解釋。而作為在任首相，高市所擁有的高支持率（「偶像效」），以及其對社交媒體的積極運用，可能進一步放大了這一效應，最終推動自民黨單獨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

當然，除了對自民黨大勝可能帶來的隱憂之外，也有一些觀察人士抱持審慎的樂觀態度。隨著自民黨在國會中已穩握多數席位，其或許不必再糾結於支持率或社交媒體宣傳，而可以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應對通脹、消費稅等現實經濟議題上。同時，也有人期待，自民黨能藉此契機，重新審視其在性別平等與移民政策上的保守立場。 （相關報導： 呂政璋觀點：高市早苗的實權時代─日本覺醒與第一島鏈的重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