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主社會正面臨一場不易察覺卻極為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傳統「共識生產機制」正在瓦解。這不只是媒體形式的更迭或科技進步的副作用，而是一場關乎政治秩序、社會整合與民主運作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其結果，是政治極化常態化、公共理性退位，以及民主制度日益失去調和衝突的能力。
回顧戰後數十年，西方民主社會之所以能在高度多元的社會結構中維持相對穩定，並非因為意見一致，而是因為存在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共識生產體系。這套體系透過主流媒體、政黨政治與代議制度，對公共議題進行篩選、排序與框架化，形塑出一個可供社會大多數共同參與的討論空間。它不僅決定哪些議題值得討論，更界定了什麼樣的主張被視為「正當」、什麼樣的立場仍屬「可接受」。
主流媒體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它們不只是資訊的傳遞者，更是議程設定者，透過編輯選擇與敘事框架，劃定公共討論的邊界。政黨政治則進一步將分散的社會訴求加以整合，透過內部競爭與政策辯論，將多元意見壓縮為有限、可選擇的政治方案。選舉制度使選民在這些方案中作出取捨，也等同於對某種政治規範的集體背書。
在這樣的結構下，多元文化、人權與自由主義價值並非自然生成的社會共識，而是經過層層制度過濾後被「常識化」的結果。這套機制一方面推動社會包容與制度進步，另一方面也排除了部分邊緣聲音，具有不可避免的權力屬性。然而，它至少為民主提供了一個共同語言，使衝突得以被制度吸納，而非全面失控。
數位革命的到來，徹底動搖了這一基礎。社群媒體不只是新媒體，而是重組了權力分配。去中心化的傳播結構瓦解了主流媒體對議程設定的壟斷，每個人都能發聲，每個群體都能建立自己的資訊圈層。演算法主導的注意力經濟，則讓情緒動員凌駕於事實與理性之上。憤怒、恐懼與道德義憤，比複雜分析更容易被放大與擴散。
與此同時，身份政治在碎片化資訊環境中被強化。人們愈來愈只與立場相近者互動，形成封閉的「迴音室」，立場不斷被極化。即時性取代深度，複雜結構問題被簡化為標籤與口號，公共討論逐漸喪失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右翼與極右翼勢力獲得了結構性優勢。它們並非因政策更周延，而是因更能適應新媒體邏輯。透過將複雜問題歸咎於單一對象，建構簡單而情緒化的敘事，成功動員焦慮與不滿。情感本身取代政策，成為政治正當性的來源。受害者敘事則將支持者塑造成被忽視的「真正人民」，任何批評都被視為對人民的背叛。
對媒體、學術與司法等傳統機構的系統性質疑，更進一步侵蝕社會的認知共同基礎。當既有權威被全面否定，而新的權威又無法建立時，真假不再重要，立場決定一切。
共識生產機制的瓦解，使民主陷入多重困境。社會不再共享基本事實，代議制度失去運作前提；政策制定被迫追逐短期情緒，長期治理讓位於即時動員；公共對話淪為情感宣洩與身份表演；社會信任持續下滑，不同群體之間的理解愈發困難，形成惡性循環。
問題在於，民主無法在完全碎片化的公共領域中長期運作。沒有最低限度的共同認知與討論框架，多數決只會淪為部落對抗的工具，而非公共意志的表達。
因此，關鍵不在於回到由少數菁英壟斷共識的舊時代，而是思考如何在數位時代重建新的整合機制。這包括重塑可信的事實生產體系、重新界定平臺與演算法的公共責任、刻意培養跨群體對話的公共空間，以及徹底更新民主教育，使公民具備辨識操縱與參與理性對話的能力。
共識生產機制的崩解不是暫時的失序，而是時代轉換的結果。它讓民主運作更加困難，卻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的未來形式。在分裂與憤怒蔓延之際，重建公共理性與社會整合或許艱鉅，但若放棄這項努力，民主所面臨的，將不只是衰弱，而是失效。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川普無所顧忌，美國民主無所制衡？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