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盛頓郵報》編輯委員會發表一篇題為〈美國在國防上的投資持續不足〉（The U.S. continues to underinvest in defense）的社論，在華府決策圈引起不少討論。社論點出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讓國防預算規模突破 1兆美元，國防支出佔 GDP比重超過 3%，但若對照冷戰高峰時期動輒 5%以上的水準，以及北約最新把「核心防務支出」目標往 3.5%到 5%拉高的方向，這個數字不再顯得寬裕，而被越來越多人視為「低標」，整體而言，美國在國防預算上的投資應該是不足夠的。
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美國正處在一個「和平紅利用盡」的轉折點。冷戰時期，美國國防支出長期在 GDP 的 5% 到 7% 甚至更高的區間徘徊，越戰高峰時期更突破 9%，反映的是與蘇聯進行全面軍備競賽的結構性選擇。冷戰結束後，華府享受將近三十年的相對和平，把支出比重壓回 3% 左右，把財政空間轉往減稅、基建與社會福利，這一段被很多學者稱為「和平紅利時代」。如今地緣政治重新進入高張力狀態，美國雖然在絕對金額上創下歷史新高，作為國民所得比重，卻回到近代歷史中的相對低檔，更難以同時支撐歐洲、印太與中東三個戰略戰區。
《華盛頓郵報》社論提醒讀者，真正令人擔心的不只是「花多少錢」，而是「花在什麼地方」的問題。現代化的軍事競逐從高超音速飛彈、無人機蜂群作戰到太空與網路戰，研發與部署的成本都呈倍數成長，美國國防部哪怕每年增加幾十億美元，在通膨與軍工供應鏈價格上升的情況下，很可能只是勉強維持現有戰力，而不是建立新的優勢。與此同時，中國透過軍民融合與龐大的造艦產業，在戰略上用另一種方式「放大」自己的國防投資，以購買力平價換算，同樣的預算可以建造更多艦艇與飛彈，美國等於在一場成本結構不對稱的長跑中被迫加速。
從財務的角度來說，這正是一種被低估的「戰略資產負債表赤字」。美國的對外安全承諾橫跨北約、印太同盟與全球海上航道，自由航行與集體防衛義務就像資產負債表上列示的「長期負債」。在冷戰後這段相對安穩的時期，華府一度相信可以用較低的國防支出比重維持同樣的保護傘，這在帳面上好像降低了年度開支，實際上卻是在累積安全赤字。當中國已經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並持續透過壓倒性的造船產能擴張艦隊數量，美國如果國防投資持續低於戰略需求水準，赤字終有一天會以危機的形式被「攤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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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也特別指出，美國國會這一次在國防授權法案中展現出「收回主導權」的姿態，不只把預算拉到高於白宮原先要求的水準，也堅持保留對歐洲與烏克蘭的安全承諾，包括維持在歐駐軍規模、資助波羅的海安全倡議與對烏軍援等。國會順勢廢除過去兩次伊拉克戰爭授權，象徵美國試圖結束舊時代的「反恐戰爭框架」，將資源重新集中到大國競爭，特別是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嚇阻上。從這個意義來看，華府正在用有限的財政空間做一場艱難的結構調整，試圖用每一塊錢買到更多戰略效果。
對台灣而言，這裡討論的問題，主要是談的是美國內部的預算與政治拉扯，真正重要的訊號有兩個層面。其一是：美國主流輿論正在逐步形成一種共識，認為在當前的安全環境下，3%的國防支出比重已經不足以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未來勢必得投入更多資源。這種氛圍不只關乎美中對抗，也會影響華府對盟友與夥伴的期待，要求各國「自行多做一點」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其二是科技與國防的界線日益模糊，從 AI指揮系統、衛星通訊到無人機與飛彈的整合，科技產業本身正在變成戰略嚇阻的一部分。
在這個脈絡下，台灣近期宣示將國防支出提高到明年超過 GDP的 3%，並在 2030年前拉升到 5%，同時加上 8年總額 400億美元的特別軍購與「台灣防衛穹頂系統」建構計畫，很難單純理解為國內預算技術問題，而是對外釋出的戰略信號，表明台灣願意為自身安全付出更高的代價，也願意在美國主導的防衛供應鏈中扮演積極角色。
這裡說討論的國防預算，實際上是「和平的代價」，要多少預算才能夠達到維持世界和平，這個看似抽象卻極具現實感的命題。嚇阻本身是一種昂貴且看不見成效的公共財，因為只要戰爭沒有爆發，就很難用簡單的成本效益分析去說服國內選民，為何要把數千億甚至數兆美元的資源投進軍事與軍工產業。對美國如此，對面臨生存威脅的台灣更是如此。從財政紀律的角度看，高國防支出會壓縮教育、醫療與社福預算空間，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大量軍購與軍備投資也有可能擠壓其他產業升級的資源。和平的代價，往往不是立刻看得見的戰果，而是長期承擔這些隱性成本的政治決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國防投資不足造成的危機，並不只體現在軍備數量，還體現在社會心理與產業結構。美國如果長期習慣國防投資不足的現況，在教育、科技研發與基礎設施投資上不再加強，最終會發現自己在關鍵科技、產業韌性與民防準備上都出現缺口。對台灣而言，這種同樣的情況，更可能表現在防衛心態與社會動員的落差上，硬體軍備可以靠預算快速補齊，人民面對長期威脅的心理韌性與組織動員能力，則需要在平時就一點一滴累積。
這個關於美國國防預算的討論，實際上是對整個自由世界的提醒。當北約討論把防務支出目標從 2%拉高到 5%，當美國自覺在國防上「投資不足」，當台灣被要求把防衛預算拉高到 3%乃至 5%，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單一國家的財政選擇，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構性提問。如果和平不再是理所當然的背景條件，而是需要用真金白銀與制度創新去維持的脆弱成果，那麼社會必須誠實討論自己願意為和平付出多少代價，又要如何讓這些代價花得其所。
對台灣來說，這場圍繞美國國防投資的辯論，最重要的啟示也許在於兩點。一是不要再把「別人的國防」當作免費的公共財，無論是美軍在印太的存在，還是美國國會每年通過的軍售與軍事合作，背後都需要美國納稅人承擔成本與風險。當華府開始嚴肅計算和平的代價時，台灣也必須同樣認真。二是必須把國防投資與產業政策、科技創新與社會韌性結合起來，避免國防變成單純的「燒錢」印象，而是讓每一分投入，都能同時提升科技能力、產業競爭力與民主社會面對威脅的抵抗力。
和平從來不是免費的，美國國防預算的爭議，向世人再度說明這件事。對身處風險前線的台灣而言，真正需要學習的，或許不是美國到底要花到 GDP的幾%，而是如何在財政承受力、產業發展與安全需求之間找到一條不會透支未來、也不會忽視威脅的平衡，這是整個世代都必須共同面對的和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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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