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針對台灣出口的關稅壓力加劇，傳統產業面臨關稅總和超過20%、半導體關稅更高達100%的衝擊，產業無不苦撐。然而，令人不禁反問，如果台灣早就設立主權基金，今天是否就有更多轉圜餘地？是否能更快啟動產業調整、加速投資轉型？這不是假設性提問，而是對政府制度準備的一記當頭棒喝。
然而，即使外部壓力已迫在眉睫，政府的應對仍顯遲緩。面對來自美國的高關稅措施，談判進展陷入僵局，半導體產業承受關稅高達100%的嚴重衝擊，而傳統產業總體關稅也可能累加至超過20%。
與此同時，台灣內部財政風險也日益升高，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統計，截至2025年6月底，勞保潛藏負債高達13.5兆元，一年暴增1.7兆元，政府各級潛藏債務更突破20.5兆元大關，這些潛藏債務代表政府對未來世代的長期承諾，也是潛在的財政爆點，若無新的財政工具進行有效管理，最終勢必轉嫁年輕世代，導致世代不公與社會撕裂。
在外有關稅風險、內有財政缺口的雙重夾擊下，台灣更需要具備韌性的財政工具！主權基金的核心功能，在於集中並有效運用國家剩餘資本，進行長期、專業化的國際與國內投資，以對沖外部衝擊、穩定財政結構、引導產業升級與創造跨世代公共利益。
根據IMF與OECD的研究，主權基金的功能可分為三類：其一為穩定型基金（stabilization fund），用以因應經濟波動與財政收入起伏；其二為儲備型基金（savings fund），用來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長期財政壓力；其三則是發展型基金（development fund），以政策性投資方式推動國內產業升級與基礎建設發展。
從國際實踐來看，主權基金不再是石油出口國的專利，更是許多高齡化與高技術國家因應未來挑戰的核心財政工具。例如，南韓的主權基金 KIC（Kore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由韓國政府設立的官方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機構，最初管理外匯儲備，現已擴展至人工智慧、半導體等戰略產業，結合政府政策與國際資本布局，是南韓對抗國際風險的重要韌性工具。
新加坡則建立GIC與Temasek雙軌制度，前者專注金融市場長期資產配置，後者則主導產業投資與國企轉型，並皆設有專業治理架構與高透明度，平衡政策導向與資產增值。
反觀台灣，至今仍無正式主權基金架構，財政部與國發會雖多次討論，但受限於政治共識與財源劃設爭議，遲未具體推進，尤其近年稅收超徵數千億，卻未轉化為具戰略性與未來導向的財政工具，實屬可惜。
這一波的關稅衝擊與潛藏負債惡化，正凸顯出台灣制度建設的長期缺口。主權基金不是炫耀國力的象徵，而是面對風險時的韌性底氣。若早在十年前，當稅收連年超徵時就啟動規劃，今天我們或許不必每遇外部壓力，就只能靠臨時補貼與行政喊話維穩。
制度不能總是慢半拍。政府與國會應正視主權基金的功能與治理架構，從法制、財源到產業配套，一次補上，避免台灣在下一次國際震盪時，依然空手以對。
＊作者為社會觀察者 （相關報導： 台灣設主權基金為「順從川普」？施俊吉質疑比照美日密約投資：13兆付得起嗎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