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演藝圈藝人疑遭性侵害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其實這些都只是演藝媒體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的冰山一角，特殊的演藝媒體工作型態，有別於傳統的勞雇關係。如何保障演藝媒體工作者在執行職務時的人身安全，並建構性暴力零容忍的工作環境，是事件背後有待深思的重要議題。
2023年臺灣從政治圈掀起MeToo運動，並修正性平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但在今年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實施週年時，婦女團體即主張2023年的修法仍有諸多未竟之處，政府有責任將制度及法令缺口補強。言猶在耳，仍屢有性別暴力，但若未能正視不同產業、行業的勞動型態不同而有更有精進的修法，那麼呼籲女性要保護自己，只是口號。
國際間的#MeToo運動正是從演藝圈盛起，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用於譴責性侵害與性騷擾行為，從此成為各國消除性別暴力之社會運動。臺灣2023年的演藝圈的MeToo運動，讓許多受到性別暴力的演藝人員站出來訴說自己的親身經歷，但在勇敢面對社會眼光之後，不可諱言地也有被害人因此失去工作，更可見演藝與媒體產業長期存在權勢不對等，此不僅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前有演員趙露思與其經紀公司之爭議，近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員于朦朧墜樓事件亦然，演藝圈可謂水深火熱。加害者往往利用名聲、地位與資源壓迫受害者或迫使沉默。但檢視性平三法修法之後，對於非典型勞動型態的從業人員是否確能張開保護傘，並能有完備的申訴保護機制，才是應該著手進行的修法工程。
2023年婦女團體的民間版修法草案，即已發現此一問題。隨著勞動型態改變多樣化，只能以僱用關係為主的雇主責任，或有重新思考的空間。國際勞工組織(ILO)第190號《消除職場暴力及騷擾公約》及第206號建議書揭示政府應訂定相關指導原則、培訓及提高辨識性騷擾風險的義務。對於非受僱者、家庭工作者的性騷擾保護亦納入對象範圍。有鑑於「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亦為最常發生性騷擾行業及工作場域，民間版已提出政府應考量不同行職業別工作特性及環境，其所遭受性騷擾風險的不同，並參酌歷年勞動部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及ILO第190號公約意旨，對性騷擾高風險行業另定相關責任規範。
演藝從業人員多透過經紀公司接洽工作而後在電視臺從事表演工作，實務上演藝從業人員與經紀公司、媒體單位並非傳統僱傭關係，但卻有上下游產業鏈的關係。若被害人確實是執行職務或者加害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性侵害行為，就保護演藝人員工作安全而言，亦應要求經紀公司、媒體單位間落實立即有效補正措施的責任，且建立通報、保護與防治機制。另應建立跨部會監督機制，由勞動部、文化部與演藝媒體產業工會制定演藝媒體產業性別平等準則，產業工會亦可發揮團結協商力量，督促事業單位遵守。 （相關報導： 陳椒華觀點：MeToo環保署之狼案，誰是包庇者？ ｜ 更多文章 ）
雇主保護員工友善工作環境之責任不可推卸，亦不可替代，輔導協助雇主逐步學習如何採取立即有效補正措施，並能預防不再有性騷擾事件發生，不然政府所謂有效、友善、可信賴性的修法只是空談。因此，建立專家入場輔導機制，才是真正改善職場性騷擾環境的方法，主管機關應有整體的專家入場輔導計畫並因行職業不同而有不同的輔導內容。以媒體業而言，修正後之性別平等工作法及職場性騷擾防治準則已要求雇主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應包括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試問修正施行後迄今已1年半，有那些媒體業已依法辦理？若媒體高層連法遵都未能落地，又如何要求改變整體演藝圈之生態而能更有精進之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