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百年式「三股勢力」與千年型歐亞絲路

一方面可能是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已超過半世紀，或浸泡於「中華民國孫蔣版秋海棠」已一個世紀之久所致，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利益重疊」或「患難與共」所引，馬英九在踏足嘉峪關前未能從根本上全面瞭解德意志第二帝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所提之「中亞」及「絲綢之路」兩大概念的地緣範圍與實質戰略內涵，也未能從實質上懂得沙俄出版之《布羅克豪斯和葉夫龍百科詞典》對「克泰帝國」的組成結構與地緣屬性所做出的明確定義，更未能得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完成之大型區域史編纂專案《中亞文明史》對「中亞」概念的界定，即中亞是世界上獨立且擁有最豐富文化和科學遺產的地區之一，若無中亞所謂「絲綢之路」根本無從談起，而中亞不僅是古今絲綢之路的中心，更是其東西分支路線的起點，其範圍遠超於當前中亞五國所屬之整體疆域，是歐亞大陸乃至印太海域之文明起始點兼交匯處，是國際型百科全書式科學家及全球式人文主義型思想家的搖籃兼雲集之地，絕非上世紀東亞顛覆型「三股勢力」所編造之駭人聽聞的「蠻荒之地」，但絕對是滅絕式舊沙文主義者的「眼中釘」及擴張式新帝國主義者的「肉中刺」。

「印太威脅」與人文外交

可以肯定，馬英九通過實際行動在第四次陸訪期間相繼且徹底喚醒了歐亞大陸東西及南北之間的千年博弈，即以戰爭為核心的胡漢千年陸上博弈和以對抗為主軸的蒙古元室—突厥金帳百年陸海博弈，以及由此得以延伸之滿洲—蒙古陸上博弈和東亞—中亞陸海博弈。除此之外，得以全盤復蘇的分別是近代以來的歐洲陸海博弈（德英海上博弈與德俄陸上博弈）、歐亞東西博弈（東歐—東亞博弈和中亞—東亞博弈）、亞洲南北博弈（滿漢博弈及蘇中博弈）。

眾所周知，馬英九在敦煌所提「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屬偽命題，原因在於「統一」僅適用于國與國間（西德與東國），陸台兩地本就是「一體」因此無須論「統」，更不必談「歸」。同樣，「和平」在此也僅適用于國與國間（北韓和南韓），陸台當前關係並非「內戰」之延續，更無「停戰協定」可言，兩岸大小三通就是最佳佐證。

相比之下，「民主」則更加荒謬，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陸台兩地同屬一國一地一民，臺灣人是中國人，自然也就是中國的組成部分，須遵循集體民主之少數服從多數的兩岸式基本合作原則，勿忘臺灣並非港澳式回歸之地，《聯合國憲章》也並非兒戲，並切記「兩岸共同責任」並不是隨講隨棄的口頭承諾，需兩岸中華兒女為其終身承擔責任，即五千年以來所發生過的一切。

換言之，「兩岸共同責任」基礎之上的「兩岸和平民主統一」也可被解讀為「兩岸同命同運同域」，即民族命運共同體。首先，「兩岸」是指起始于「解放臺灣」和「反攻大陸」，成型於「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升格於「一帶一路」及「民族復興」基礎之上的族內式「兩岸問題」之國共關係和區域型「臺灣問題」之陸台關係，而非國際型「台海問題」之美中關係。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二次國共合作」——伐也蔣介石，潰也蔣介石 ｜ 更多文章 ）

其次，「統一」先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式的「全民一體」（多域一國）與「聯合突圍」（全族抗外），後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分一必合」（遠交近攻）和「一合再合」（近交遠攻），以及美蘇冷戰式的「合久不分」（異利同域）與「分久必合」（異域同利）。

再其次，「和平」真正內涵並非是字面上的「和」與「平」，而是由此進一步得以延伸的「和議」及「平異」，即「和氣商議，平定異己」。正因如此，「和平」一詞的真正內涵是根據提出地點與強調環境所定。若在沿海與內陸一併提出，且還面臨內憂外患，其「和平」將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基礎之上的「鎮西壓東，驅胡逐洋」。

最後，「民主」並非是指「兩岸集體民主」或「兩岸一人一票」，而是指「國族集體主導」和「民族主導一切」，即「大敵當前，天下華漢乃一家，前有李鴻章之淮軍安定東南海防，後有左宗棠之湘軍平定西北陸防，唯有確保中原之外圍方可捍衛中原與華夏之政經及人文一統。」

事實上，在銘記鄧小平「九二南巡」期間所額外強調之「報刊宣傳要謹慎」的同時，也須額外注重「兩岸四地」對馬英九「二五西巡」的每一個細節論述，即國族建構捍衛層面上的「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與民族建構鞏固層面上的「一家人不說兩家話」，以及党國建構延伸層面上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家國建構提升層面上的「細節既決定成敗又成就完美，既能折射巨變又能反映不變」。

此外須切記，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統一」與「分裂」，港澳兩區乃主權回歸之地，國際條約基礎之上的「一國兩制」乃「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的國際型「洋漢兩制」，而非「一個中華」思想原則下的族內型「新舊兩制」。

正因如此，所謂「台獨」純屬捏造，根據《舊金山和約》與《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之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蔣介石集團」所屬之中國國民黨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質上，既不代表大陸，也不代表臺灣，而是「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早已淪為歷史的過去，因此必須無條件遵守北京所簽署之所有國際條約，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自己自始至終就是一個符合新中國標準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即用實踐檢驗其發自內心之世間唯一「真理」。否則，任何形式的對華人文外交都無從談起，原因在於中亞五國所支持的「一個中國」是指毛鄧所創續之新中國，而非持續飄蕩于歐亞大陸和印太海域上空的孫蔣式舊中國亡靈，所謂「內政」唯有在絕對統一之憲政認同和符號認同的法理基礎現實中方可被稱為國之內政，若無就等同於自毀「一個中國」原則，進而變相地承認與會雙方彼此完全互不隸屬。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二次國共合作」——伐也蔣介石，潰也蔣介石 ｜ 更多文章 ）

歐亞安全與「華人世界」

總言之，對華人文外交必須是在中屬「兩岸四地」及其所延伸之「華人世界」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領域方面不對中亞各國構成任何形式的直接或潛在威脅，以及絕對遵守《聯合國憲章》和一致履行六方所締約簽署之國際條約的前提下方可開啟。應勿忘，任何一個政治事件都會對整個區域乃至全球造成直接的影響，面對地緣政治整體壓力的持續加劇及輿論操控的頻繁出現，當今世界愈發複雜且不可預測，源自傳統「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百年威脅依舊尚在，數位技術的廣泛傳播也為其帶來了新的威脅，並伴隨人工智慧滲透至生活所屬之各個領域，進而被新興「三股勢力」（沙文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利用。

正如鄧小平所言：「報刊宣傳要謹慎」。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的陸台或國共各方政治人物均須保持堅守一致的歷史責任觀和疆域領土觀，不得人為創造內外不一之套娃式疆域觀，在當前國際公認之新中國領土國界基礎上彼此渲染或傳播舊中國顛覆主義恐怖分子所創之「秋海棠」，更不允許身處國際關係體系之「灰色地帶」的政治集團將屬於世界193個國家之《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及國際條約內容義務單方面「國內化」或族內化，拒絕任何形式的「雙簧演義」、「陰陽變臉」、「日月神鬼」、「紅白正邪」和「黑白正偽」。

簡言之，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探討「兩岸統一」和「民主和平」或「兩岸民主」與「和平統一」，以及表述「兩岸和平」及「民主統一」都是自我原則架空。究其原因，「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統」與「獨」，完整統一的國家是無需再統，「統一」只有在早已「獨立」的前提下方可提出，而將自身定義為「同體」的地區也無權論述「統一」，因為「獨立」根本就不復存在，「統一」也同樣無從談起。

歸根結底，陸台兩岸與國共兩黨之間的歷史責任觀和疆域領土觀存在本質上的巨大不同，東岸所屬「udn.com聯合新聞網」8月1日在其臉書頁面發題為「關稅揭曉！亞洲地區各國比較」的圖影中將中亞地區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兩國疆域全盤納入至中國的領土範圍內，其所發時間點與湖南衛視開播（8月4日）中國歷史人文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僅相差三天，而《聯合報》特派記者廖士鋒曾在其所屬《地點極為神秘、罕見向臺灣訪賓開放·馬英九深入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訪》（6月24日《經濟日報》網路版）之內蒙古額濟納旗即時報導中曾寫道：「蕭旭芩並提到，這一趟來到了甘肅省獲益良多。第一天到了天水祭伏羲大典，感受到中華文明的洗禮，到武威也到了嘉峪關走著河西走廊，當年左宗棠先生到新疆的路線，甘肅有全世界最好的重離子醫院，也有最先進的核能技術，『這些東西都讓我們臺灣的同學看得非常的驚豔』」。僅時隔一天，香港記者郭濤在其《馬英九訪酒泉發射中心·稱讚「中華民族了不起」》（6月25日《大公報》網路版）一文中寫道：「馬英九此次甘肅之行內容豐富，首日赴天水參加祭祀伏羲大典，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隨後沿河西走廊探訪武威、嘉峪關，追蹤左宗棠西征歷史足跡。」

綜上所述，毋庸置疑，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先生的第四次陸訪是極具挑釁性、破壞性、顛覆性的，並以實際行動向世界證明舊中國所屬之「蔣介石集團」的反滿極端主義、反清分裂主義、反胡恐怖主義根基不僅未曾消散，相反更加鞏固且還由此延伸出了更加激進的新納粹式反胡沙文主義、新法西斯式反胡帝國主義、新軍國式反洋民族主義，進而表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乃明智之舉，台澎金馬四島乃全球安全穩定之最大隱患，所謂「民主」充其量只不過是族內間的「選票政治」與「政黨輪替」，而非胡洋世界所一併捍衛之族際間的人人生而平等及生命兼自由無論何時何地都永遠高於一切。

對胡洋各國各族而言，歷史真相永遠都只有一個，民主永遠都是無價，絕不會因經濟需要而將其隨意棄之，侵略永遠都是侵略，被聯合國所逐之「蔣介石集團」必須要為自己的言行付出相對應的代價，並且告知世界自己的歷史觀為什麼始終都無比矛盾，即左宗棠乃滿洲清室之絕對忠臣家奴，一生一世在行三跪九叩之禮的同時手染孫蔣故地之鄉民鮮血，是將反滿反清的太平天國送進「歷史垃圾桶」的反漢反華急先鋒，本應是人人喊打且人人唾棄的「滿清湘江版海因裏希·希姆萊」，但卻被舊中國顛覆主義恐怖分子定義為與其建國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相違背之「民族英雄」，大江南北漢人反滿反清被稱之為「起義」和「革命」，鎮壓者卻不被稱之為「叛徒」或「漢奸」，相反，絲綢之路沿線穆斯林反滿反清則被定性為「回亂」及「回變」，不禁令人細思武昌漢亂與辛亥漢變成功之前滿漢彼此從何時實現了當前世人所熟知的族際之「平起平坐」，《清室優待條件》達成前後袁世凱難不成是站著或坐著表示「謝主隆恩」？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本文為「對華人文外交之細思」系列之一（完成於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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