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憲政式「一國各表」與矛盾型海陸統一

歸根結底，阻礙中亞對華開展人文外交的最大障礙乃七十六年來始終未能明確或了斷的「兩岸關係」，即源自於東岸台澎金馬四島之「顛覆式舊中國思想殘餘」。需明確指出的是，臺灣地區政治人物之所屬「一個中國」認同標準在赴陸訪問前若僅限於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的水平之上（即同文同種），且對「一個中國」核心關鍵之憲政認同（憲法、條約、規範）與符號認同（國旗、國徽、國歌）無任何形式之書面承認兼公開聲明（即同國同民），其訪程行為將嚴重破壞中亞五國與中國在2025年6月17日所簽署之《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核心，即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基於各自國家法律，重申堅定支持各方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以及主權平等和邊界不可侵犯的原則。

明文規定與「兩岸四地」

哈薩克總統哈斯穆—卓瑪爾特·托卡耶夫早在2022年出席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6月17日），就已明確指出當前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乃《聯合國憲章》，隨後表明聯合國所屬兩大原則之國家完整性與民族自決權實際上彼此相互矛盾，具有不同的解釋。對此，總統強調，聯合國的奠基者們當年要麼忽視了這一問題，要麼是故意將之作為某種妥協寫入憲章。面對兩大原則間的矛盾，一部分人認為國家的完整性乃神聖不可侵犯，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任何一國結構內之某一部分人民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有權從一個國家中分裂出去。總統認為，如果放任此種民族自決權，那地球上將不止193個國家，而是出現五百至六百個國家，進而導致混亂。這就是為什麼，哈薩克不承認臺灣、科索沃、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的原因之所在，其原則同樣適用於被認為是准國家實體的盧甘斯克和頓涅斯克。

中方應該清楚，中亞國家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等同于遵守現行國際法則和《聯合國憲章》，即聯合國大會1971年第2758號決議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及「立刻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非法佔有的席位逐出」。與此同時，中方應勿忘「中華民國」在毛鄧所創續之新中國歷史中僅存在三十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乃中國境內之唯一根本大法，其內容規定了國家根本制度與根本任務，以及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是國民行為之基本法律準則。而被聯合國所逐出之「蔣介石代表」唯有在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前提下方可代表中國臺灣並與北京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官員會見商討「臺灣回歸統一大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切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全中國境內唯一一部代表中國人民權益的憲法，乃炎黃子孫興國安邦之民族一統的唯一政治根基與一切法律規範效力的源泉，同時也是決定中國同外國締結之條約和重要協定批准和廢除與否的唯一法律依據，更是明確「一個中國」之認同標準的關鍵（憲政認同與符號認同），即中華正統之所在。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二次國共合作」——伐也蔣介石，潰也蔣介石 ｜ 更多文章 ）

「永無止境」與明文規定

精通歷史之人都清楚，「一國」與「內政」是建立在統一之憲政認同與符號認同的基礎之上，不同憲法及其國家符號孕育不同國家領土觀及歷史疆域觀，憲政認同不一者非同族，符號認同不一者也非同類。例如，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所屬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地區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符號認同雖不一，但在其《聯合王國憲法》框架下具有統一的多體平等式憲政認同，進而延伸出同等之「我是不列顛人」或「我是聯合王國公民」的公民認同。同樣，俄羅斯聯邦所屬之韃靼斯坦共和國、阿勒泰共和國、圖瓦共和國及布裏亞特共和國、薩哈共和國等聯邦主體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符合認同也不一且重疊，但在其《俄羅斯聯邦憲法》框架下具有對等的雙向平行式憲政認同，進而延伸出相對應之「我來自俄羅斯聯邦」或「我是俄羅斯聯邦公民」的公民認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1648年西發利亞主權體系建立以來，憲政層面上的「一國各表」僅成功存在於普法戰爭爆發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境內，共延續卌七年，其根基乃1871年頒佈之《德意志帝國憲法》，即由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憲法》修改總匯之「多國一體」。換言之，依據《德意志帝國憲法》得以實現的普魯士版「一國各表」之第一大特點乃「國中有國」（即維持其個體性邦國和由其組成之具有位階的聯邦國家），第二大特點為「一國多憲」和「憲中有憲」（即邦國憲法與帝國憲法），第三大特點則是「一國多府」（即兩種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由此產生的外交）。實質上，普魯士版「一國各表」是在歐陸地緣政治之權力整體平衡持續發生巨變的背景下得以開啟。準確講，《北德意志聯邦憲法》問世於普奧戰爭結束後的次年，而《德意志帝國憲法》則頒佈且終止於普法戰爭之元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國陣營全線戰敗之年，可謂始於戰場上的凱旋，成於戰場上的無敵，終於戰場上的潰敗。

與之相比，「一國各表」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花落亞洲與美洲，以日本明治維新與美國南北內戰的形式得以呈現，但其本質卻與德意志第二帝國相差甚遠。日本方面，其所屬「一國各表」起始於1853年黑船來航後的明治維新開啟之「尊皇攘夷」與「王政復古」，終結于明治維新成功前後的「廢藩置縣」和「脫亞入歐」，以及1890年頒佈實施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在此過程當中，維繫構築日屬「一國各表」的分別是國門開放後的江戶德川幕府與列島各地藩國，即堅持維新開放立場的西南藩國大名與保持原有權力架構不變之中央幕府集團間的政治博弈。毋庸置疑，《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佈並未讓日屬「一國各表」繼續延存，相反將其限停于日本首次民主選舉，即1890年之首屆國會議員選舉。可見，日屬「一國各表」在造就《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同時也一併終結了自己及其存在的意義，即由傳統封建式的「多國一府」轉型為現代憲政型的「一族一國」。

美國方面，其所屬「一國各表」則產生於1861年南北內戰正式爆發的前一個月，即南方《美利堅聯盟國憲法》的通過與北方《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尚存。不難看出，因經濟制度及其發展軌跡不同所衍生的美屬「一國各表」催生出的並非是更加團結或統一的美利堅，而是一分為二且敵對廝殺的美利堅。簡言之，美屬「一國各表」造就的是你死我活的「一邊一國」或「兩個美國」，南北雙方沒有選擇妥協性的「一個兩制」或「一國兩府」，而是通過流血犧牲的方式選擇了浴火重生，即終結「一國各表」並重建「一族一國」。自此，美國在《合眾國憲法》的框架下再度延續了1776年以來的「一國各表」傳統，即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獨一無二的「獨而不分」及州憲法與聯邦憲法之間一成不變的「既統又獨」。

綜上所述，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編寫完成之《中亞文明史》，馬英九第四次陸訪之「甘肅之行」從國際所公認之人文地理、歷史文明、地緣人文視角來看屬名副其實的「中亞之行」，其行程目的已從僅限於東亞的「兩岸統一」擴延至與1911年「武昌漢亂」及「辛亥漢變」同等的「驅除韃虜」和「光復中華」。中亞各國政府應切記，舊中國的疆域觀、領土觀、邊界觀、民族觀、制度觀、憲政觀和符號觀與新中國截然不同，被聯合國所逐出之「蔣介石集團」元首也曾在1923年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之名訪問蘇聯，後則步入長達三年之久的戰爭準備，最終於1928年實現戰略目標，致使位於山海關以北的東三省地區「易幟」，

當前台澎金馬四島的威脅根本在於其如同亡靈般的屬性，孫蔣所建之「中華民國」及其集團殘餘作為新中國歷史中的過去，共亡兩次。其中，第一次乃1949年國共內戰，「中華民國」亡於新中國大陸地區。第二次乃1971年2758號決議，「蔣介石集團」亡於新中國臺灣地區。正因如此，馬英九陸訪一事根據「既定事實」本應是「中國內政」，但馬英九本人腳踏桃園機場的那一瞬間不禁讓人細思其到訪嘉峪關的目的是否是「圓舊中國夢」，即黃河源溯湘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本文為「對華人文外交之細思」系列之二（完成於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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