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法潮》當 AI 成為律師的數位助理，讓律師從大量的繁雜文字裡解放

自從 2022 年底 ChatGPT 生成式 AI 橫空出世，人們開始對發展已久的人工智慧產生興趣，特別是以自然語言處理（NLP）為基礎的生成式 AI，如 ChatGPT、Copilot 等。當生成式 AI 應用日漸多元，對傳統工作模式帶來變革。

在追求精確性與時間性的法律實務領域中，從合約、法律研究到訴訟文件等，一字一句皆會影響當事人權利及產生不同的法律風險。因此，律師的工作常需要處理龐大且繁雜的文本工作，而生成式 AI 能否讓律師提高工作效率、從複雜瑣碎的文本中解放？在 AI 世代下，律師如何在平衡效率與專業及重塑自己的角色。

AI 形同個人助理，提升工作效率

在法律這類需要高度專業知識的工作中，AI 在提升法律服務上，主要是「加速基礎性的工作」，尤其在「翻譯」和「資料整理」這兩個面向，AI 能大幅減少時間成本，甚至降低人力成本。

對尚澄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蔡昆洲、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合夥律師賴苡安，以及在跨國企業擔任法務主管的邱彥榕律師來說，AI 已成為工作的得力助手。在翻譯方面，AI 工具能迅速進行語言轉換，減少依賴外部翻譯社和費用，以及來回確認內容的時間；資料整理上，藉由 AI 快速擷取資料中的關鍵資訊，也能將繁瑣的檔案處理轉變為自動化流程，讓律師們能更專注於法律分析和策略擬定。此外，3位律師在選擇 AI 工具上也有各自偏好，大多會使用 ChatGPT、Gemini、Glome 或Claude 等工具；而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如邱彥榕律師所處的跨國企業和蔡昆洲律師管理的律師事務所，也會額外使用 Microsoft 的 Copilot 來進一步提升生產力。

此外，賴苡安律師也分享，AI 除提升原有工作的效率外，更有機會擴大律師的業務範圍。過去專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她，因AI能快速整理且生成資料，更可不斷學習並優化產出，如今也有機會開始涉獵更多不同的商務法律事務，包含股權分析、加盟合約等，往外拓展更多法律專業範疇。蔡昆洲律師則特別指出，過去原本只有大型事務所才有資源打造的案件管理系統，現在透過 Microsoft Copilot 這類工具，即便是中小型事務所也能利用過往累積的案件資料，建立事務所的內部知識庫，有利事務所發展與知識傳承。 （相關報導： 在野法潮》脫下律師袍成為創業家，開創法律科技新領域 ｜ 更多文章 ）

對於企業裡的法務來說，「合約」是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好的合約管理系統，能為法務工作帶來莫大助益。邱彥榕律師分享，審閱非母語契約時，AI 能在提供關於該國法律習慣或特定詞彙用法的提醒，彌補律師在特定領域知識上的不足。對於大量制式化契約，AI 能大幅提升處理效率、節省 30～50％ 的時間，只需專注最後的審查與確認；但當處理特殊化契約時，AI 的主要作用可能就不再是單純節省時間，而是轉變為訓練年輕法務人員的好工具。她也分享，在她任職企業使用AI 契約管理系統，能自動辨識契約條文、快速整理並歸檔。不僅降低過去紙本合約遺失的風險、大幅減少基礎事物的人力成本，將省下來的人力投入到更多需要專業判斷的工作上。

讓 AI 成為真正的助理，為律師們精準提供資訊

雖 AI 能大幅提升律師們的工作效率，但有時也會遇到 AI 的「幻覺」，該如何讓 AI 提供精準答案呢？個別律師們有著自己的小撇步。

「AI 工具使用上，唯一克服的挑戰是確認它的輸出內容是符合我的需求。」賴苡安律師認為，讓 ChatGPT 能真正有效地輔助工作，關鍵在於「訓練」。她指出，讓 ChatGPT 成為有效的助理，首先需避免「幻覺」，如自行編造的判例或法條等，「我會採取『先查證再使用』，利用 Lawsnote 或其他法律資料庫先查詢正確的判決或法條；在確保資訊無誤後，才將資料貼回 ChatGPT 進行撰寫或優化。」除了幻覺外，第二個挑戰則是需要消除「AI 味」，在 ChatGPT 的文字表達裡，經常會出現如「值得一提的是……」或「總結來說」等制式化語句，賴苡安律師在下指令時，並不會請 AI 扮演律師角色，而是讓 AI 理解並推論的方式進行，讓 AI 成為「自己的數位分身」，明確建構使用者的身分及撰寫風格，舉例來說，她會請 AI「我要一份像是我昨天半夜很累寫完，今天早上精神飽滿，再看一眼後修過一輪的版本。」透過指引，讓 AI 更精準的模仿使用者語氣及寫作風格，進而產生一份文稿。

邱彥榕律師也分享，使用 ChatGPT 確實可能會遇到「溝通上的挑戰」如果粗略詢問 ChatGPT 出現的結果可能會很模糊，若能更精細、具體的下達指令，如：我是站在供應商立場、是什麼樣的商業結構等，呈現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AI 就如同一個你需要培養的下屬，慢慢教導、溝通，等他成長後，就能協助你工作變得輕鬆。」

除了這些訓練外，蔡昆洲律師提到，如果擔心單一的 AI 工具對於資料判讀不夠準確，可透過不同 AI 工具進行試驗，這也有助利用不同角度來驗證資料的正確性，「當然，最後的人工核實及審查是不可或缺的動作。」蔡昆洲律師強調，律師須看懂且確認 AI 產出的內容是否正確，AI 的輸出物不能完全照單全收，這也是律師的專業能力之一。

一把科技的雙面刃，倫理與及法律風險

AI 固然能為律師節省不少時間，但法律事務經常涉及企業營業秘密、個人隱私等資訊安全，這也成為律師們使用 AI 時不可忽視的風險，蔡昆洲律師指出，「在 AI 工具使用上，個人隱私與資料安全是律師同業和客戶普遍關切的議題。」而「資料的去識別化」是律師們認為最重要且基本的第一步。邱彥榕律師分享，她在使用 AI 時，依據不同情況來選擇 AI 工具的使用，舉例來說，處理重要機密內容時，僅會使用只限公司內環境的 Copilot，若需產出更精確地回答，會轉而使用外部付費的ChatGPT，並在使用上盡可能地隱藏，例如名字、交易金額、產品金額等敏感資訊，讓資料無法識別哪個企業或國家。 （相關報導： 在野法潮》脫下律師袍成為創業家，開創法律科技新領域 ｜ 更多文章 ）

賴苡安律師提到「不論被告、原告、第三人姓名等，只要能拼湊出指涉為何人的真實細節資訊都會適度修改。」此外，對於未經處理證據、合約等也絕對不能直接上傳至 AI 工具，需將資料片段化，以降低具體個案資料洩漏的風險。「其實 ChatGPT 還有一個 Temporary Chat 臨時交談模式可使用，這讓你和 AI 的對話資料只保留 30 天，並不會進入模型進行長期儲存或被拿來作為訓練的數據。」這將大幅提升資料的安全性，也藉此方式處理敏感性資料。蔡昆洲律師也分享其實大部分付費版的 AI 工具都有設定功能，允許使用者要求輸入的資料不會被用於 AI 模型的再訓練，例如 Claude 工具，原則上只有在使用者帳號範圍內進行資料分析及在訓練，並不會回到語言模型裡的大數據中。他認為，「隨著時間推移，人們會逐漸習慣且依賴這些工具，某種程度上也終會選擇相信資安和個資保護措施是足夠到位。」

賴苡安律師特別強調較少被討論的「客戶知情權」，「當律師工作有一大部分是由 AI 協助或代勞時，客戶應被告知。」這可以讓客戶更了解律師在案件處理時的方式，也有助於律師提供法律服務時的價格透明化，「讓當事人思考支付的費用是否合理，也賦予客戶有機會可選擇，要有 AI 輔助的法律服務或傳統人工律師服務。」

AI 除了在律師本身使用上的風險外，蔡昆洲律師更點出來「AI 生成假訊息」的挑戰。「特別是 Deepfake 技術，使得圖像和影片等數位內容的生成與偽造變得更加普遍，這不僅對於法律帶來衝擊，律師也會面臨假證據風險。」例如當事人在知情或不知情下提供假證據，律師可能會面臨偽證罪或教唆偽證罪的刑事責任風險。他認為，未來律師需具備辨識 AI 生成假訊息的能力，在法庭上確認證據的真實性及識別 AI 偽造資料，成為律師在未來訴訟中重要的工作之一。

如果 AI 能做到的事，那律師的角色在哪裡？

AI 帶來如此劇烈的變化，改變律師工作模式，也有許多趨勢文章預示，在大 AI 時代下，律師真的會被取代嗎？賴苡安律師對此有著獨樹一格的觀點，「如果律師面臨 AI 衝擊下消失，那也是時代下的必然結果。」她認為，如果 AI 有機會法律回歸公共性，協助一般民眾獲得更平等的法律資源、知識，將低法律服務門檻，而不需要單靠律師才能得到解答時，那是否能更符合大眾期待？「AI 打破的是專業的知識壁壘，若能讓人們的智慧與知識從桎梏理解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邱彥榕律師則認為，不論是法務工作者或律師最主要任務是「與人溝通」，這是 AI 無法取代的角色；在專業的商業風險判斷上也是 AI 目前無法處理的部分，「無論在幾年後，我覺得還是需要人類律師做最後的把關。」AI 是基礎工作的強大助理，但不會是能獨立完成專業判斷或溝通任務的取代者。

不論 AI 是否取代律師工作，在當今的社會裡都需要培養 AI 能力。身兼全國律師聯合會資訊委員會副主委的蔡昆洲律師提到，「目前全律會或其他地方的律師公會也陸續開辦許多 AI 訓練及教學課程。」透過這些訓練課程強化律師在 AI 使用上的職能，提供律師們更多資源並有效地使用，不會在新時代裡中被拋下。賴苡安律師也強調，年輕律師在掌握 AI 工具使用的同時，更需要扎實內化專業知識，並培養自己的判斷力及觀點，不因過度依賴 AI 而失去律師的基本專業；邱彥榕律師則表示，「在重複性工作上，AI 能提供有力的幫助，但不要因此害怕使用 ，反而更需善用 AI 提升專業能力。」AI 為律師執業帶來一場全新變革，更是律師們重新定義自己的專業價值。

＊本文原刊《在野法潮》，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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