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法潮》法庭內外的煎熬─律師們的身心困境，誰來當他們的後盾？

現代人壓力普遍愈來愈大，全球對心理健康重視程度不斷提升。近年來，也開始重視如醫師、護理師、金融從業人員或是律師等專業人士，在高壓工作環境下的心理健康。

早在 2009 年《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期刊發布一篇研究，由臺北醫學大學針對台灣台北地區180名律師進行「職業壓力與倦怠」研究。結果指出律師普遍感受高度的工作壓力。這項早期研究揭露在台灣律師群體中，已有顯著壓力與倦怠問題，是台灣法律專業長期以來的挑戰。研究也指出，非訴訟律師及訴訟律師面臨的壓力程度不同，差異來自兩者面對法律實務的不同；儘管訴訟律師往往有較高的職場社會支持，但也伴隨著高壓，如法庭上的攻防、委託人的情感壓力等，相較於非訴訟律師，專注於訴訟的律師們，有著更高程度的工作倦怠。

律師執業壓力的多重來源

溝通協調上的難題

律師面臨不同的的工作壓力，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藍挹丰，以及曾以〈從職業壓力探究執業律師之心理衛生〉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的王聖安老師皆表示，律師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最大宗的壓力來源是「溝通協調」。

「會去找律師，與找心理師的人，其實都有點性質雷同，個案、客戶期望提供所需的幫助。」 藍挹丰理事長解釋，律師工作的本質在於「助人」，但卻常伴隨龐大的情緒勞動。「律師們時常遇到民眾不太知道如何與律師進行合作，或抱持不切實際的想像。有時候，客戶也無法理解為何單純找律師諮詢服務需要付費。」她也分享，由於有著法律扶助這類公益法律服務，導致部分民眾認為「與律師交談本應免費」，而忽略律師也是專業人員，更是依賴這份工作維生。

律師在溝通中不只涉及法律問題，還需面對當事人的許多情緒壓力。「有些當事人會覺得律師就應無條件幫他們，甚至視律師為情緒垃圾桶。」王聖安老師解釋，在家事案件如離婚、親子監護權等案件尤為明顯，律師可能不定時接到當事人半夜打來哭訴的電話，除了處理法律問題，還需承接、安撫其負面情緒。

除了來自與當事人的溝通外，王聖安老師更點出，進入司法程序時，律師也要面對來自調解委員、書記官和法官等不同司法或利害關係人的壓力。以調解程序來說，如果調解委員內心已有偏見或定見，就會造成溝通上的困難，增加律師的心理壓力；進到法庭，法官風格各異，若遇到法官明顯不支持律師論點，可能反遭當事人質疑律師的專業性。對於律師而言，既要在法庭上保持法律論證的專業性，又需顧及當事人的情緒反應，雙重壓力的心理負擔，往往是外界難以理解的。

沒有真正的下班時間

時間管理與客戶聯繫的平衡始終是律師們的一大課題，「律師的工時很長，在工作與個人生活沒有清楚的分界。」藍挹丰理事長觀察，她的許多律師朋友經常會說：「其實我在家裡都還在想我的案件。」無論是個人執業還是受雇律師，他們公私生活往往沒有明確界限。 （相關報導： 在野法潮》當律師不再是金飯碗─什麼原因讓律師淪為詐騙集團共犯？ ｜ 更多文章 ）

王聖安老師也點出：「律師即使在休假期間，也無法完全擺脫工作， LINE 跟電話太方便，隨時可能接到當事人的來電。」通訊軟體的進步，便利的科技反而模糊了律師工作與生活界線。她特別點出個人執業律師的兩難：即便想設立界線，但也擔心若過於強調界線，可能會失去潛在客戶；又或無法隨時回應客戶需求，會導致客戶選擇其他律師，甚至流失後續案源等情形發生。藍挹丰理事長進一步說明，這種無法脫離工作的狀態，不僅影響睡眠與生活品質，持續在腦海中運轉的「未完成任務」感，讓許多律師無法真正放鬆。 不僅如此，身心俱疲的律師，也可能連帶影響其家庭關係。

額外加諸於律師身上的自我要求與社會期待

「律師的專業、能幹形象早已深植人心，而這樣專業的大帽扣在律師身上時，很多可以容錯的空間就變得很少。」 藍挹丰理事長坦言，尤其對付費的民眾，找律師作為法律代理人雖是為了「爭取公正」，但實際上內心真正期待的是「贏得這場官司」，而這種「必須贏」的壓力，也會加諸於律師身上。此外，案件結果往往直接影響到律師名聲與自我評價，讓律師可能將敗訴歸因於自身能力不足，難以與自己的專業能力及案件結果分開看待。

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以及執業過程中，需把自己塑造成強者形象，藍挹丰理事長指出，「當律師披上強者外衣時，在面對心理健康時需要求助時，就會與既有的強者形象產生衝突。」這也造成律師難以向外求助。「律師被訓練成邏輯清晰、無所不知，但這種形象讓他們更難尋求協助。」王聖安老師也認為，這種「完美專業人員」的自我期待，讓律師很難坦承自己的脆弱，進一步加劇了身心壓力，形成惡性循環。

家事案件易共感，刑事案件臨生死

不同類型的案件，帶給律師的情緒壓力也大相逕庭，王聖安老師就提到，以家事案件來說，特別是離婚、財產爭議和侵權，常常帶有高度的情感張力，「在我研究中訪談的律師曾談及，面對這類案件，往往會面臨一種無法避免的情緒衝擊，容易過度與當事人產生共感。」這種情形為「替代性創傷」現象，當律師反覆聆聽當事人講述家暴、家庭破裂等悲劇經歷時，他們自身也會受到這些負面情緒的影響，甚至出現情緒低落、焦慮甚至類似憂鬱症狀。

相對於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雖審期節奏明快，但律師可能面臨生命風險與道德壓力。如黑道、販毒、暴力犯罪等高風險案件，讓律師可能遭遇生命威脅；此外，律師也「背負一個人的一生」的壓力，辯護結果、方向或是策略等都會直接影響被告刑度。藍挹丰理事長額外提到另一點經常被忽略的是，「這些法律專業人士，尤其負責刑事案件，經常需反覆地接觸殘酷的犯罪事實和證據等，造成心裡極大負擔。」她分享，曾有律師坦言，唯一的調適方式是「看久了習慣」，但這種強迫習慣的方式，是非常內耗自我。

除了案件帶來的心理壓力，針對個人執業律師來說，更要面對經營事務所，面臨經濟負擔、人員管理等多重挑戰。藍挹丰理事長與王聖安老師皆指出，個人執業律師需兼顧法律專業與經營管理，「身兼數職、自負盈虧」的現實讓他們壓力倍增。

多管齊下打造健康永續的執業環境，提升律師身心健康
在高度壓力與競爭激烈的律師職業中，身心健康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藍挹丰理事長認為，「我們應看到，律師不僅是法律的守護者，也是有情感、有壓力的普通人。也需要被關心、被支持。」面對律師職業的身心困境，藍挹丰理事長與王聖安老師提出多項具體建議： （相關報導： 在野法潮》當律師不再是金飯碗─什麼原因讓律師淪為詐騙集團共犯？ ｜ 更多文章 ）

從源頭預防職業倦怠

王聖安老師認為，律師訓練課程應納入身心照顧知能，包括自我照顧技巧、溝通技能及設立界線的能力，「在律訓時期，應有系統化介紹這些實用技能，讓即將執業的律師了解資源所在。」協助剛踏入職場的律師適應高壓工作，也能降低未來職業倦怠的風險。

藍挹丰理事長則認為應強化資源間的連結，「律師往往熟悉法律領域內的資源，但在身心健康領域卻認識不足，資源連結也不夠緊密。應該提升律師們對於跨專業資源的敏感度及正確認知，例如哪裡有諮商治療的資源、支持團體等，或藉由運動、冥想等多元舒壓管道。」不僅限於心理健康，也律師有助於身心調適。

提供多元支援管道

藍挹丰理事長提到，過去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與台北律師公會早已建立合作關係，每月由心理師參與律師公會的「午間小品」活動，為律師們提供各種心理健康相關主題的講座，其中內容涵蓋如何維持心理健康、與當事人有效溝通，以及處理家庭或婚姻訴訟案件的應對策略。「至於能否再深化，如建立固定合作機制，為有需求的律師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為法律專業人士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藍挹丰理事長坦言，這可以是未來能討論、實踐的方向。

另外，王聖安老師建議，可建立支持型團體或舉辦短期工作坊等方式，「藉由專業心理師的帶領，找到同溫層的紓壓方式為律師穩定的情緒支持。」從律師養成過程來看，她認為，應在法律系大學教育中引入實務課程，讓學生提前了解律師職業的現實挑戰，包括客戶溝通、壓力管理及職業倫理，「許多學生直到成為實習律師，才意識到需要的不僅是法律知識，還有與人溝通、應對壓力的能力。」這都可能成為日後執業上的壓力來源。

律師的內在修煉課

「自我覺察」是關鍵能力，特別在律師這種強調理性與邏輯的職業中。王聖安老師提到，「律師應學會在辦理案件時，覺察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並辨識是否源自於個人的投射。」在理解並關心當事人，也需保持適當的距離，不被情緒牽制，建立情緒覺察的能力，有助律師在面對高壓案件時，能理性應對而不被情緒淹沒。

關於自我覺察，藍挹丰理事長提供一個好方法，可透過「練習情緒命名」方式，「給情緒一個名字，讓它被看見，這是自我認識的第一步。」讓情緒獲得合理的表達空間，當情緒明確被定義時，律師便能區分哪些情況下可自行調適，哪些情況下則需尋求協助。此外，旁觀者的觀察也是自我覺察的一部分，「律師習慣提供建議，往往忽視對自身狀態的觀察。」周圍人可能比律師自己更早察覺情緒變化，這些提醒是重要的訊號，例如壓力增加、睡眠品質變差、進食習慣改變等，能幫助律師意識到潛在的心理壓力，在必要時及早尋求支持。

此外，王聖安老師建議，也可透過冥想與正念，隨時進行的有效紓壓。「努力工作沒有錯，但也要學會努力地照顧自己。與其寄望於長假帶來的短暫快樂，不如每天為自己創造小確幸。」藍挹丰理事長提醒，律師應學會拋開僅限於職業角色的自我期待、擁抱多元生活。

＊本文原刊《在野法潮》，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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