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三月，我開始新的工作，職稱是「資本市場團隊主管」。我熱切地探究金融領域這個陌生、新奇的邊疆地帶。可真難啊！金融人士經常使用術語，局外人難以理解情況。債務「證券化」—描述金融人士從事的業務—並不是新概念，銀行人士藉此分割債務、發行新證券（例：債券）已有二十年，部分原因在於要因應「巴塞爾協定第一版」（Basel One，名稱來自瑞士的城市）這套嚴苛的銀行法規。
到了二○○五年，多個新版巴塞爾協定出現了，因為銀行人士試著利用企業貸款與高風險的「次級」房貸債務，以便從「巴塞爾協定第二版」（Basel Two）這個較新版的規定中獲益（用銀行人士的話來說就是「套利」）。我請銀行人士解釋CDO（抵押債務債券）等金融工具的意思，對方會說：「那是指把多筆不同債務綑綁起來賣給投資者，當中含有高低不一的風險。」如果我問CDS（信用違約交換）是什麼意思，對方會說：「這是一種金融工具，投資者可以用來評估某筆債務的違約風險並進行投資。」
不過，該如何把這些概念傳達給《金融時報》的讀者呢？最後，我認為最簡單的策略就是使用比喻：CDO 可以比作香腸，把幾大塊的金融「肉」（債）切碎，重組成新的腸衣，依照不同口味（企業或房屋的貸款，程度或「額度」不一的風險）進行調味，以便在世界各地販售。有時，投資者會將其切分，重組成新的金融工具，叫做「CDO 再包」（CDO squared）。
我開玩笑地說，那就像是燉香腸。與此類似，CDS 可以用賽馬來比喻說明。人們交易的東西不是馬匹本身，而是去賭馬匹會不會贏。更精確來說，這是保險投注，對馬匹可能倒下死去的風險做空。為加強論點，我請《金融時報》的製圖團隊製作馬匹與香腸的示意圖，放在報導旁邊。我還在頁面上倉促放了一些相片，好讓題目看起來不那麼抽象。
二○○五年流逝之際，這個陌生領域的輪廓也開始成形。金融人士的訪談狀況有所改善；他們逐漸好奇起來，越來越願意跟我交談。倫敦的情況莫名相似。在市場領域工作的金融人士理應很懂得善用數位科技，所屬銀行也該擁有統一的內部作業，不過，實際上，同一家銀行內不同業務板塊之間的資訊流往往不佳。銀行人士的薪資是按所屬團隊的績效表現而定，因此他們會十分忠於所屬團隊。
不同銀行內的不同業務板塊看不到整個CDO 或CDS 市場的進展，因為他們的視野受限於眼前所見。這世界在局內人眼中異常費解，在局外人的眼裡就更難懂了。
負責管理後者的保羅．塔克（Paul Tucker）也設法為英國主管機關與政治人物製作「旅遊指南」，揭開金融冰山的陰暗部分。我倆經常交流資訊，但塔克也缺乏硬資料，還面對類似的溝通難關—他的同事和政治人物往往認為衍生性商品的技術問題，吸引力遠不如貨幣政策—術語又導致問題雪上加霜。
起初，這樣的模式只是讓我很心煩，幾週過去後，我開始擔憂起來。對局外人而言，情況十分複雜；除了局內人，很少有人能理解情況。金融人士堅稱不用擔心，畢竟這些工具理應減少金融體制內的整體風險，而不是增加。
回到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當時，銀行把風險集中在簿記上（比如說，把錢借給同一座城市裡的一堆房貸借款人）。不過，證券化大幅分散信用風險，因此在有大量投資者的情況下，若發生損失，每個人承受的打擊很小，但沒一位投資者會願意承受打擊或重大損失，理論大致是這樣。背後推動的原則就如同以下這句老話：「問題分攤出去，也就解決了。」
不過，萬一那種邏輯是錯的呢？我之所以分不清它到底是不是錯的，正是因為這種邏輯非常難懂。有一些我無從解釋的怪事與矛盾開始敲響警鐘。二○○五年，當時就算中央銀行一直升息，市場的借款成本還是不斷下降。另外，創新理應會讓市場變得「流動」，資產交易變得更簡單，但CDO 交易卻是少之又少，原因在於CDO 極為複雜。
由於缺乏真正的交易，難以定下這些金融工具的市場價格，因此就算系統理應根據按市值計價的原則或使用市場價格，但會計採用的卻是從評等模式中推斷的價格，把CDO 的價值記錄在帳目上。這是莫大的知識矛盾。另外，證券化的意思是，銀行應該把自己的債務賣給其他投資者，從而降低資產負債，但根據英國央行的數據，這類資產負債卻不斷增加。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我寫了幾篇文章，探討在這個陌生又陰暗的領域，風險究竟是不是真的日益增加？金融人士提出反對意見。二○○五年秋季，我開始休產假，這個時機讓我沮喪不已。我跟幾位同事抱怨：「我會錯過一大堆有趣的事情。」我有預感，市場模式會變得很怪，最後市場就會修正，而我到時竟然不在辦公室裡。但我錯了。
當我在二○○六年春天返回《金融時報》，市場不僅無法「修正」，借款成本甚至降得更低，展延的貸款額增加，創新變得更加荒唐。我是徹底判斷錯誤了嗎？自從在塔吉克被迫重新思考博士論文後，我就強烈意識到，自身定見有時真的有強烈的誤導作用。
然而，不安變得更為強烈，我的文章越來越具批判性。銀行人士為自身的手段編造了很有說服力的創世神話，立基的理論有「市場液化」、「風險分散」的價值等等；少有局外人覺得自己能挑戰他們，銀行人士也少有動機去質疑自己。
這種模式確實存在例外。正如電影《大賣空》〔The Big Short，改編自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的著作〕所描繪，二○○五年與二○○六年，正值CDO 與CDS 的熱潮，幾位避險基金投資者卻決定做空次級房貸的金融工具。之所以想出這個策略，是因為有個金融人士去了佛羅里達，恰巧遇見某位鋼管舞者貸了幾筆她根本還不起的貸款。
親眼看一個活生生的人類處於金融鏈末端，呈現出金融手段的矛盾之處。事後回想起來，這有點令人吃驚，畢竟在整體情況中，人的存在十分罕見。少有金融人士願意費心跟借款人交談，全面去看底層的情況。金融人士的鳥瞰心態，人類學家的蟲瞻視角，簡直是兩個極端，因此才會導致局勢陷入危境。
有時，我試著向金融人士指出這點，但他們往往隨便聽聽。我之後對英國《衛報》（Guardian）記者巴頓解釋：「倫敦的銀行人士反彈很大，他們說：『妳為什麼要大力批判這一行？為什麼那麼負面？』諸如此類的。」二○○七年，我前往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一名權勢很大的美國政府人士站在講臺上，揮舞著我的文章，把我當成是散播謠言的範例。
另有一次，二○○七年春末，倫敦某位資深金融人士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抱怨說我老是用「隱晦」、「難懂」等字眼描述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覺得這類詞彙根本是大驚小怪，沒有必要。他指責道：「那又沒有很難懂！不管誰需要什麼東西，用彭博社的機器就找得到。」
「不過，那百分之九十九、沒用彭博社機器的人呢？」這個問句把那位金融人士難倒了。他好像從沒想過，那些人可能有權關注金融情勢。我心想，彭博社村又來了。金融人士沒在思考或談論的事情，才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人們卻早已習慣忽略。布赫迪厄曾經表示：「意識型態最有成效的影響力，是不用言語傳達的影響力。」
美國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更簡潔有力地斷定：「倘若不知就有薪水可領，要他求知可是非常困難。」這樣的問題不該只有金融人士承擔，媒體的文化模式也很重要。身為記者（局內人）的我比較難看見那些模式，畢竟我是所處環境與自身定見造就的產物。
媒體也是現代敘事流的一部分，因此也受文化偏見的影響，但記者往往難以看清這點，畢竟他們在職場上要遵守原則，提供冷靜中立的報導。局外人經常著眼於「記者的政治偏見」此一爭議，但有個議題更隱而不顯、少有人討論：「記者是怎麼去定義、建構，並傳達政治、金融、經濟等領域的『報導』？」
西方記者接受的訓練，是把含有以下關鍵元素的資訊都歸納於「報導」範疇：人物、具體的數字與事實、可公開的言論、敘事（最好有戲劇性）。若觀察二○○五年與二○○六年的金融界，「報導」具備的關鍵要素大量存在於股票範疇—公司做了具體的事情、顯而易見的股價變動、分析師提出的可公開言論、高階主管相片、完整敘事。
然而，債務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報導有個大問題，就是其具備的前述特性幾乎都是付之闕如—在那當中，人的存在少之又少；有意思又能夠公開的言論難以取得；具體數字十分罕見；出現的事件都是些變動緩慢又隱晦難懂的趨勢，而非戲劇性的重大改變。
還有一點更糟糕：該領域充斥一大堆討人厭的縮寫字，在局外人看來晦澀難懂，因而顯得複雜、古怪、乏味至極，容易受到忽視。像是沃爾夫在倉庫看到的空油桶，或是貝爾在停車場拍到的、人們汽車裡的一團混亂。我在備忘錄裡向法蘭西銀行（法國的中央銀行）解釋：「西方記者通常還是認為『好報導』須具備大量人類元素，戲劇化一點更好。」
記者圈有句玩笑話：「流血就會上頭條。」證券化缺乏這類元素，故事變動緩慢、難解，改變發生得很隱晦。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領域外，很少有人會想費力理解這些麻煩的縮寫字，找出這看來乏味的世界裡發生的情況。我對法國央行說：「這題材不合乎『好報導』的常見定義，因此大部分報紙不大有動機投注心力在這類報導上，尤其當時媒體資源又逐漸縮減。」
這才是金融界迅速失控，人們未能察覺問題的主因，並不是有意隱瞞，也不是有誰懦弱地打算掩蓋活動所致。我有時會對同事開玩笑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想要隱瞞什麼的話，不用構思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作風的詭計，只要用縮寫字掩蓋就行了。」
作者介紹｜吉蓮．邰蒂（Gillian Tett）
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美國《金融時報》特約主編及專欄作家，擅長撰寫經濟、金融、政治和社會議題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