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就是坐在教室裡乖乖聽課?他打臉陳舊觀念:老師跟學生都該做出「這些」改變

2018-04-07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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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只要提到教育問題,大家就會開始議論重點該擺在學習或教導方面。所謂寬鬆教育就是重視學習的教育形式;填鴨式教育則被指責為是重視教導的教育時代產物。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寬鬆教育與填鴨式教育不該以對立形式來議論,而是要將著眼點置於兩者的相異面。

只在同性質團體打轉,易產生錯誤自我認知

我想討論教師的功能。

大學教師的授教形式飽受批評其來已久。只有少數菁英能考上大學,且以教授自己撰寫的書籍作為教科書,這種教學型態已是過去式,在半數高中生都能考上大學的現代,這種講義式的教學型態完全不適合。而且近幾年以解決問題、體驗學習為主的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等概念普及,以及可線上視聽的影像教學之類的翻轉教學(先聽課,再於教室實際演習)增加之故,學生才是教室裡的主角,教師要徹底扮演好督導協助的角色,引導出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這樣的潮流正在教壇蔓延。

東田研習班的教學形式就是主動學習的教育典範。在研習班課堂上,東田教授確實很少發言,他只是偶爾提出建言,把研習班的營運主權完全委託給學生,自己退居一旁守護著他們。可是當東田教授跟企畫領導者個別會面時,立場整個逆轉。東田教授會主動出擊提出許多問題,學生會被問到辭窮,不知如何回答並痛恨自己能力不足

過去只要提到教育問題,大家就會開始議論重點該擺在學習或教導方面。所謂寬鬆教育就是重視學習的教育形式;填鴨式教育則被指責為是重視教導的教育時代產物。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寬鬆教育與填鴨式教育不該以對立形式來議論,而是要將著眼點置於兩者的相異面

鄂蘭指出,教育機構具有公眾機構與社會機構兩個層面的功能:公眾機構功能是指對於未來市民傳授他們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術、規範、態度等;社會機構功能是指透過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必定會產生的附加功能─「在團體中學習社會生活」。換言之,教導相當於公眾機構功能,而學習等於是社會機構功能

我想將重點鎖定在學習層面的社會機構功能。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活動,可說是他們在這個環境中為了培養出自我主體性的核心活動。自己就是一個主體的存在,透過與團體中其他人的交流,認知自己的志向,完成青年期的自我主體性形成課題。

這個團體是由同年代的學生,也就是同性質的成員所組成。在歐美國家的大學,學生年齡層則非常廣泛。我國大學生年紀多半在二十歲左右,換句話說,在這樣同性質的團體中,每個個體都無法接收到相異的價值觀,到最後全部自我同一化。這樣的結果潛藏著一個大危機:在同性質團體中獲得認同而形成的自我主體,一旦加入異性質團體,將會無法取得認同,而自己也會覺得無法融入其中

第三章介紹的B同學就是最佳例子。B同學不是透過班級團體培養出自我主體性,而是透過志工團體奠定自我主體性,雖然他找到自我主體性,但因為是在同性質的團體中養成,缺乏接觸相異價值觀的學習機會,導致他出社會就業後,完全無法適應新環境。

教導層面的公眾機構功能,就是在彌補社會機構功能的缺失,營造與不同性質其他人士的交流機會。在同性質的學生群體中,教師是唯一的異質個體,也是學生群體中的優良媒介,透過教師這個媒介除了能提升教導品質,也能讓學生在學習接受相異價值觀的同時,確立適當的自我主體。

以學習為主體的形式已經取代了舊式的講義授課形式,而且這樣的趨勢正逐漸普及,這是一個好現象。可是,當擔任異質個體角色的教師存在感日益稀薄後,這樣的學習方式會出現極大的危機,因為同性質團體的內定協調式學習形式,會讓人產生錯誤的自我認知。

看了近年來蔚為風潮、以主動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為宗旨的課堂上,學生們積極尋找課題,努力提出成果,拚命提高成就感的樣子,讓我非常擔心。或許是這樣的成就感,讓學生培養出錯誤的自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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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flickr

其實許多學生認為那份成就感與自己的真正能力根本不相符。在實際的社會裡,一個人不可能如此輕易就提出成果。在以主動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為宗旨的課堂上,許多學生無法順利解決課題,會陷入苦思才是正常的現象。絕對不能再讓更多年輕人跟B同學一樣,建立起錯誤的價值觀,導致自己出社會後無法適應職場環境。

性質相異的第三者在哪裡?

不過,在現實生活裡,教師真能扮演好性質相異的第三者角色,成為學生們的優質媒介嗎? 依照5-15 -40 -40法則,5%的優秀教授會積極介入學生之間,讓學生產生巨大的改變;接下來有15%教師也能期待創造出某種程度的成果。可是主流派還是堅持講義形式的授課方式吧? 即使是研習班之類的小班制,願意介入學生之間、想要改變學生的教師畢竟也是少數。在指導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時,甚至還有教師為了讓學生順利畢業而幫忙代寫論文呢。

那麼,有沒有其他成員可以扮演性質相異第三者的角色呢?

有的,譬如外國留學生。現在約有十八萬名外國留學生在本國就學,若將範圍縮小在大學生和研究生範圍的話,人數約是十二萬名,雖然這個數字只占全國大學生的4%,然而他們的存在卻會對本國大學生帶來重大影響。

多數本國大學生不會跟外國留學生交流,不過部分積極派的學生,或是因為授課、校內活動、住宿關係不得不與外國留學生來往的學生,他們的環境適應力確實比較強。在與留學生的異文化接觸過程中,難免會覺得交流困難、相處模式差異甚大,需要花心思摸索彼此的行為,但也因為會經歷這些問題,而讓自己的價值觀有了變化,進而培養出新的能力與自信,對於畢業後的出路想法,也會有更高意願想到國外就業。

如果能留學,當然更能確實接觸到相異的價值觀,而且最好是到沒有本國人的地方留學。在周遭都沒有本國人,全部是跟自己想法相異的外國人的環境下生活,獲得的成果確實會更加豐富飽滿。

可是,能留學者畢竟有限,能跟外國留學生交流的人也有所限制。那麼,在學生身邊有沒有更親近的性質相異第三者呢?

當然有。只要跨出大學校園,到處都是性質相異的第三者。在街上工作的人、住在該地區的人,都是性質相異的第三者,現今大學生最需要的,就是擁有一個可以跟這些人士深入交流的公共時間與空間。

作者介紹│豊田義博

1983年東京大學理學部畢業後,進入瑞可利(Recruit)公司工作。曾任就業誌《Recruit Book》的總編輯,現在是《Recruit Works》的主要幹部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求職菁英的迷惘》(筑摩新書)、《「上司」不要論》(東洋經濟新報社)、《一畢業就失業》(合著、東洋經濟新報社)等。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好的文化《世代崩壞很有事!年輕人更該證明「我可以」》(原標題:教師新定義: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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