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總理阮晉勇五月強烈反華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派特使黎鴻英訪華收復中越關係，突顯越南高層對華政策分歧。「南方派」阮晉勇對華唱黑臉，「北方派」阮富仲對華唱「紅臉」，高層互相牽制。阮晉勇被指借助反華運動，企圖擺脫貪腐醜聞，轉移視線，增加政治本錢。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越共第五號人物黎鴻英於八月二十六日開始了為期兩天的訪華旅程。作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特使，黎鴻英在二十七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這被外界視為河內政府正在重新修復與北京的關係。
然而，黎鴻英的訪華在越南也受到諸多爭議。越南前駐華大使阮仲永接受美聯社採訪時嚴厲批評此次特使訪華，「不會有結果的，中國不會放棄獨佔東海（中國稱南海）的野心」。
熟悉越南高層的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越南高層出現分歧，部分勢力贊同向華盛頓戰略傾斜，另一方則贊同與同為共產黨執政的中國調適關係。
今年五月，中國在南中國海海域搭建海上鑽井平台，招致了越南激烈的反華運動，進而演變為針對越南華人的打砸搶暴力事件。許多產業園區的中國大陸及台灣企業遭到衝擊，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至此以後，中越關係降至冰點。
六月十八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曾前往越南，與越南總理阮晉勇會晤，但據了解內情的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當時「談得很不好」。在五月份的第二十四屆東盟峰會全體會議上，也正是越南總理阮晉勇發表了呼籲世界譴責中國的講話，並聲稱要將中國告上國際法庭。
一位在越南生活近六十年的資深中國外交官告訴亞洲週刊，「在江澤民時代，中越就有一個口頭的約定，希望有問題的時候，雙方內部能夠以談判解決，不要把它公諸於世，因為畢竟是近鄰，而且都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但是阮晉勇卻拿到國際會議上，單方面衝破了這個局面」。在他看來，阮晉勇把這件事情鬧大，屬於「另有目的」。
越南總理阮晉勇的反華舉措，被認為是在國內政治鬥爭中「為自己加分」，以擺脫深陷腐敗指控的困局。外交從來是內政的延伸，圍繞在反華與訪華的背後，是越南難以改變的腐敗現狀，也是越共高層撲朔迷離的博弈局勢。
腐敗在越南早已不是新聞，它伴隨著越南一九八六年六大的「革新開放」出現，投資申請、項目審批、招標投標、租用土地等一系列投資活動都得支付可觀的「公關」費用，這種費用已經成為越南的「行規」和慣例，讓外國投資者大感頭疼。
據國際腐敗監督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二零一三年發布的全球「腐敗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顯示，越南在一百七十七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百一十六（備受腐敗困擾的中國排名第八十，相較於越南更為清廉），在南亞諸國中，越南也僅排名第七，列於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印尼之後。
根據「透明國際」設定的零到一百分標準（零分代表嚴重腐敗，一百分代表非常清廉），越南僅得三十一分（中國四十分），屬於腐敗非常嚴重的國家。而早在十餘年前，越南就已上榜，被「透明國際」列為「貪污腐敗嚴重的國家」，腐敗問題更被越南民眾視為「國難」。為了解決積重難返的腐敗問題，數十年來，作為執政黨的越共出台了多項政策和立法，試圖改變腐敗現狀。
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越南國會就制定了反腐敗法草案，一九九七年越南修改刑法，將「反腐敗」加入條款，稱「受賄一億盾（約四千七百二十美元）以上者將判無期徒刑或死刑」。一九九八年二月，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了《反貪污法》，到一九九八年三月又頒布了《幹部、公務員法》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法》對腐敗行為進行約束和懲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越南又通過了《預防和打擊腐敗法》，並且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修改了《申訴控告法》，規定「人民群眾有權向有關黨政部門、群眾組織控告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目前，越南光是負責反腐的執法部門就有反貪污走私委員會、國家防範犯罪指導委員會、反腐敗委員會，以及隸屬公安部和最高檢察院的兩個反貪污機構。
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越南召開了五年來落實黨的十屆三次會議「關於加強黨對反貪污腐敗、浪費工作的領導的決議」和二零零五年《反貪污腐敗法》實施五年的總結會議，會議報告顯示：四名越共中央委員、十七名省、中央直轄市以及部委的書記、副書記和兩名大型國有集團公司的主席、總裁被處理。
然而，越共中央反貪污腐敗委員會副秘書長黎文鄰在報告中同時指出﹕「在越南，對貪污腐敗的真實評估十分困難，只能從已經發現並查處的案件的情況來評估，而事實上，沒有被發現和查處的貪污腐敗案件更多，已經查處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發生在越南的種種立法反腐嘗試，往往陷入「立法者帶頭破壞法律」的怪圈，而遭遇腐敗傳聞指控的最大「老虎」，就是現任國家總理阮晉勇。
中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與國際關係教授莊禮偉指出，「越南腐敗的根源主要是越共和政府掌握了廣泛的權力，權力導致腐敗，廣泛的權力導致廣泛的腐敗。越南的國企是腐敗重災區，這種腐敗是權力介入經濟的必然後果。另外雖然越南近年來加強了黨內民主和國會問責，但這些監督機制仍然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
而導致廣泛腐敗的越南國企，其主導用人和改革者就是現任越南總理阮晉勇。作為經濟事務的最高決策者，阮晉勇對越南國企的一系列貪腐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他曾在二零一二年國會質詢中公開道歉，承認自己「對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Vinashin）、越南國家航運公司（Vinalines）等一些大型國企的經濟監管監察工作存在失察行為」。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原越南航海總公司董事長、原交通運輸部航海局局長楊志勇被判死刑，這被認為是阮晉勇與「老朋友」的切割和自保行為。阮晉勇在一九九五年調入中央工作後最初職務是內務部副部長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而楊志勇則是政法系統高官之子，兩人關係匪淺。
除了與國企貪腐高官剪不斷的關係以外， 家人是阮晉勇的又一軟肋。阮晉勇大兒子是建築專家，擔任建設部副部長，小兒子在軍隊工作。女兒阮芳清和女婿亨利．阮從商，但在二零一二年六月，由於阮晉勇被過多醜聞困擾，阮芳清在出任越南資本銀行董事長半年之後，即被迫放棄職位。
然而，用人失察、放縱而導致大型國企連連發生腐敗弊案的阮晉勇，卻早從二零零六年開始，就一直領導著越南的最高反腐權力機構——中央防止腐敗指導委員會，成為「腐敗者領導反腐」的典例。直到越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才將這項權力收回。
深陷貪腐風暴的阮晉勇，在黨政軍、中央地方均有歷練，是一位「強勢總理」，因此儘管近年來黨內、國會內部有就貪腐現象、用人失誤向阮晉勇問責的聲音，但阮晉勇一直穩坐總理職位。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是多位分析人士眼中的「理論家」、「僅僅是知識分子」，他被認為是過渡性人物，所領導的「中央防止腐敗指導委員會」雖然對阮晉勇形成制衡，但並不能對總理的腐敗行為進一步深究。
暨南大學的莊禮偉教授說﹕「阮富仲主導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之後，使黨內監督有了新的機制，有可能對黨政腐敗現象有一些緩解作用，但由於越共和越南政府掌握廣泛的權力，並致力於內部的一團和氣、利益均霑，腐敗仍將是這種體制的一個廣泛的伴生現象。」
雖然如此，在越南互聯網上，有評論人希望能夠借助黨內鬥爭，讓阮晉勇大權旁落，甚至接受刑責。越南官媒《人民報》也出現離奇的「失誤」評價﹕「如果總理做錯事，一樣要接受黨的處分。」
近年來的種種跡象表明，阮晉勇作為越南共產黨內的第三號人物，這名「最強勢總理」在國內經濟狀況低迷、國企親信被判重刑、被總書記阮富仲收回反腐敗大權後，正遭遇了某種程度的失勢危機。
熟悉越南政治的人士認為，阮晉勇在五月份的激烈的反華表現，有轉嫁國內矛盾、擺脫信任危機、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加分的目的。一位外交官向亞洲週刊抱怨﹕「即便中國沒有九八一鑽井平台，也會有其他的事件，這是他轉移矛盾的藉口。」
自一九八六年越南「革新開放」以來，國內的官民蜜月期已經終結，越南社會進入了矛盾尖銳的高風險期，原先被掩蓋的矛盾接連爆發。作為總理，阮晉勇對越南嚴峻的經濟形勢和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局面責無旁貸。一位外交官告訴亞洲週刊﹕「阮晉勇煽動排華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也是身不由己。」
同時，由於總理的腐敗傳聞，近年來越共對擁有強大政治號召力的阮晉勇有所警惕，並施加各種手段加以制衡。雖然阮晉勇出身軍隊和公安系統，勢力雄厚，但畢竟不是越共頭號人物，在黨內高層排序中，他排在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國家主席張晉創之後，並且在黨內也受到北方背景幹部的制衡。
在阮晉勇遭遇用人失察等一系列指控後，原本相對弱勢的總書記阮富仲加強手中權力，於二零一三年初成立直屬越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親自出任該機構負責人，這對深陷腐敗指控的阮晉勇構成了威脅。另外由越南中部背景的阮生雄掌舵的國會有權向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問責和質詢，這也是越南高層彼此制衡博弈的表現。
在越南黨政軍格局中，親美、中立和親華勢力一直在鬥爭中保持微妙的平衡。總理阮晉勇是「南方派」（親美派）代表，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是對華友好的「北方派」（親中派）的代表。
越共最高領導層因為採取多頭政治、水平分權，導致總書記阮富仲、國家主席張晉創、總理阮晉勇、國會主席阮生雄這「四駕馬車」之間，形成權力分配上的「默契」。然而，中越衝突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這種固有平衡。有分析人士指出，阮晉勇想利用中越衝突的大好時機，服務於政治鬥爭，以佔領國內政治鬥爭的制高點。
六月初越南出現一則廣泛傳播的假消息——越共中央對阮晉勇採取「警告」、「清洗」，並開始針對阮晉勇實施「廉政專項檢測」，但經亞洲週刊記者多方證實，這實際上是網民的一廂情願。
事實上，在越共中央對阮晉勇採取「警告」、「清洗」的謠言出來後，阮晉勇仍然如常參加多項外事活動和國內視察活動，同時堅持他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在六月十八日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談時，阮晉勇強硬表示，「中方的行動嚴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權，違反兩國高層領導所達成的協議以及國際法、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海各方行為宣言》，給地區的和平、穩定、安全及航海、航空安全構成威脅，引起越南人民的不滿並使其情感受到傷害，對兩黨、兩國的合作關係造成消極影響」。
莊禮偉教授認為﹕「阮晉勇在事件發生後的強硬姿態是越南全社會的一個縮影，可以為他加分。阮晉勇也有在軍隊、公安工作的背景，他的強硬態度將有利於提升這兩個部門的重要性，這兩個部門也將獲得更多的財政撥款。」
然而，根據了解八月二十六日越南特使訪華內容的中國外交官透露，這次會晤特別提到以後「中越關係，由黨中央直接領導」，「也就是說，政府的某些行為，中央是不支持的」。
而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中越會談中，越特使黎鴻英僅轉達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信，未見有代表越南總理阮晉勇的聲音。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於當日發表評論文章也稱﹕「越南內個別官員質疑此次訪問前景，理由是中國不會放棄『稱霸海洋的野心』。」
顯然，在越南特使訪華以後，中越關係就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前幾個月見諸越南媒體的反華和影射性評論也多有消弭。廈門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莊國土對亞洲週刊表示﹕「中越關係可以說有非常實質性的進展。因為這個爭端的緩和，中越之間在政治安全上至少目前不會有更新的焦點對抗，然後兩黨、兩國的經濟合作關係就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這再一次引發對越南國內政局的各方猜疑，有媒體質疑，越共特使高規格訪華，是否意味著進入七、八月以來，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總理阮晉勇失去了話語權呢？
很難就此作出肯定的判斷。因為就在越共特使訪華前夕的七月份，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員范光毅訪問美國，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以及更重要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則在八月份訪越。這是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美國軍方高層首次訪問河內，可以預計，美國或會向越南出售軍火。與此同時，越南也加深了與日本的關係，日本承諾為越南提供六艘海軍軍艦，用以加強河內海軍力量。
並且，在「主權」問題上不向中國「屈服」，是越南領導層的一貫共識和「政治正確」——早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至十四日舉行的越共第十一屆九中全會上，越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就已經重申：「祖國的領土主權，其中包括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是神聖的，不可讓步。越南人民、越南黨和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堅強意志和決心，以及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以進行捍衛國家主權的鬥爭。不能接受強國不尊重道理和公理。」
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早在六月十八日發表了與阮晉勇立場稍有不同的表述，他「建議雙方抓緊磋商，以採取措施及早穩定局勢，從兩國關係的大局出發，為雙方基於兩國高級領導人達成的協議，國際法特別是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尋求基本和長久解決海上問題的辦法創造前提」。
所以，「南方派」總理對華唱黑臉，「北方派」總書記就對華唱「紅臉」，這符合越南黨政的分工安排。雖然表現激烈的阮晉勇在反華運動中獲得了政治加分，但在目前越南的「四駕馬車」格局中，在訪華與反華之間，各方相互制衡，沒有一方能夠改變目前「政治正確」的對華底線，在內政中獲得主宰地位。
而積重難返的腐敗，則給越南的未來局面戴上了一層更加撲朔迷離的面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