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晚報》總編輯、中共在港新聞戰線大將羅孚逝世，享年九十三歲。他愛國愛黨，但八三年以「美國間諜」罪被判刑，遭軟禁北京十年。他回港後力批不正之風，高呼平反六四。主持《新晚報》期間，催生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香港新武俠文學。
羅孚五月二日凌晨去世，消息馬上廣傳，不但香港媒體高度關注，部分大陸媒體也作報道。被視為香港左派陣營大老的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第二天一早便前往拜訪羅老太太吳秀聖，表達慰問，之後並與羅在港的子女海曼、海沙和海雷一道午飯。
原名羅承勳的羅孚於一九二一年出生，在世九十三個寒暑，譜寫出一段愛國文人的傳奇。他擔任過《大公報》副總以及《新晚報》總編輯，曾是中共在港新聞戰線大將，一九七零年代更在廣交文化圈的基礎上，成為對台對美的統戰主將，後來雖然曾因一樁轟動全港華人圈的被指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返港後淡出左派圈子，但筆墨千秋，繼續深耕文壇，且文筆辛辣，大力批評大陸不正之風，高喊「平反六四」，讓他不但繼續在左派陣營享有崇高地位，高風亮節的人格也廣受海內外華人圈的尊崇。
對於羅孚過去工作的評價，吳康民以不知內情為理由，不表評論。倒是有「票后」之稱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強烈呼籲，中共駐港中聯辦官員應出席預訂五月底在香港殯儀館舉行的追思儀式。
跟羅孚相比，陳婉嫻算是香港左派陣營的後輩。她說：「我從小就看《大公報》長大，知道他（羅孚）為國家做了很多事，從任何角度，他都是有骨氣的人，大家都敬重他，我想，『有關方面』是應該向他致意的！」
羅孚是桂林人，抗戰期間在桂林加入《大公報》，開始跟中共文化界人士接觸。一九四七年到港《大公報》工作，次年在第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和時任中共港澳工委專責文化戰線的吳荻舟監誓下，正式加入共產黨，開始走上他崎嶇一生的黨國傳奇。
那時候的羅孚愛國愛黨，心中只有一個忠字，與北京關係良好，尤其是與當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算是知交，廖公稱他為「羅秀才」。他一九五零年代在《大公報》上的政論，就像他兒子羅海雷所說的，是「毫不心虛的左」，宣傳大躍進、超英趕美，六七暴動期間，出任報社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
但為了執行黨的路線，擴大在港的宣傳力度，羅又能審時度勢，慧眼識英雄，在《新晚報》先後讓非左派人士梁羽生和查良鏞撰寫武俠連載小說，不但成功大幅增加中共在港喉舌的銷路，更讓新武俠文學長期風靡香港。此外為了擴大青年工作，又發行了一份外圍的《青年樂園》週報，六七暴動期間，一批高喊「反殖愛國」的年輕參與者，包括後來被拘捕入獄的少年罪犯（YP仔），便多數是《青年樂園》的擁躉。
羅孚活躍於文化界，與新聞和學術界都有莫逆摯交，透過曹聚仁做台灣知名文化人徐復觀的工作，然後又透過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人脈，廣泛結識美國外交界人士，於是一九七零年代的羅孚，統戰工作便從香港的文化人，延伸至國家安全部領導的對台對美關係，也導致他在一九八二年突然被傳召至北京，被扣上美國間諜罪的帽子，連同扣查至判罪一年期間，前後遭軟禁十一年。
這段轟動全球華人圈間諜故事的來龍去脈，在他兒子羅海雷二零一一年出版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中，首次獲得深入剖析，高呼事件是冤案，加害者的人名呼之欲出，但羅海雷謹記羅孚的叮囑，撰寫時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寫錯了會傷害人家，且有關打小報告的左派圈中人既已不在世，便沒有直指姓名。
羅孚就是這樣一個人，一身中國文人的風骨，性情謙厚和藹，一九九三年獲釋返港後，對於北京十一年的冤獄，不去想，也不去追究，卻只作自我批判。「曾嚮往狂勢鬥爭，忘我革命，到頭來，卻被抓將官裏去。」而且一改過去的態度，不但隨即撰文向當年受到六七暴動影響的市民道歉，成位首名公開道歉的左派人士，且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反映他在北京十年的深入反思。
他一九九三年三月在《當代》雜誌撰文：「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擁有這種公開反省的勇氣。當年在六四燭光晚會上接受香港電子媒體訪問時還說：「如果我這十年還是照樣在原來的工作上面，我又得在這講很多假話，比如說六四，要麼我就不做，六四以後，要麼我就自動掛冠而去，要麼我就得轉?，轉?就要講違背自己的假話。」
羅孚以反求諸己的態度，不斷反思。這時候，大兒子羅海星也因為在六四事件中救人坐過中共的牢，全家都離開了左派圈子，但他繼續筆耕不輟，他喜歡撰寫一些散文式的政論，經常被指為「逢中必反」。不過，他在香港左派圈裏還是德高望重的。
一批前述的「YP仔」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六七動力」為名，在港島北角一家酒樓舉辦「國慶宴會」，當時身體已孱弱的羅孚獲邀仍熱心出席；不久，也曾在六七暴動期間因散發傳單被港英拘捕入獄一年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到場，獲知羅孚在場時，隨即急步直赴前排席間向羅孚問安。曾德成當晚獲安排坐在主家席，與中聯辦官員與工聯會理事長，以及「六七動力」領導人士同枱，到敬酒時，曾德成明顯沒有管同?貴賓，逕自快步走向羅孚，俯身敬酒，態度極為恭敬，之後並與羅孚合照，留下歷史性的鏡頭。
羅孚筆耕政論，但他始終是文人，腦袋有更多文壇舊聞，便撰寫不少文人圈子的事兒。《絲韋卷》中以大篇幅暢談與曹聚仁和葉靈鳳兩位不容於共黨評論的念故情懷，《北京十年》又談到夏衍與胡風之間，對於「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還高度褒揚李銳勇敢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從這些文人一點一滴的故事之間，羅孚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北京十年》中序言說：「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
這正史野史之間的真真假假，可正是羅孚一生起伏跌宕的反思，他和比他早過世的羅海星同樣愛國愛黨，一生崎嶇，也正反映中國文人之難當，尤其是面對著畸型的政治氛圍下的疲憊。
是疲倦了。羅孚零九年首次中風，康復得不錯後，仍然繼續到處活動，去年雖然需以輪椅代步，仍遠赴深圳，探訪前《大公報》職工。至去年四月再次中風，轉眼撐了一年。繼為父親立傳後，也正為亡兄羅海星寫傳的老四羅海雷說，他們近半年到醫院探訪羅孚時，都會問他三個問題，除了問誰來看過他以外，還會問他最喜歡吃的是啥？羅孚總會回答：桂林米粉。然後就會再問：您支持佔中嗎？
對於這問題，羅孚沒有一次例外，都是以最大的聲音喊說：不支持！時局國情，始終是羅孚最上心的話題，羅海雷利用接近五年時間追蹤他亡父以及亡兄的一生，看到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尤其是捲進了中共體制，內部有成千上萬充滿理想的人，但是當黨內缺乏制度的制衡，只要第一把手或任何領導人「出了毛病」，心存理想的，只能活在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