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擔任台灣文化部長兩年，無可避免的陷入文化與政治的狂風暴雨中，點燃了另一個視角的「野火」。台灣反兩岸服貿風暴，最早引爆的是文化出版界，而「風暴眼」正是龍應台。她反對學生佔領立法院，並問：有多少人細思過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對建設台灣的民主是增進或弱化？她說零六年紅衫軍反陳水扁時，她也反對衝進總統府，因為台灣已有民主機制通過選舉換政府，不再是三十年前《野火集》時代的威權體制。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行政院新莊合署辦公大樓，文化部十八樓。部長會議室，一面是長長的大排窗。部長龍應台有近視眼，沒戴眼鏡，站在窗前遠眺，青黛天空，朦朧山色，腳下近處那一大片等待重劃的破舊建築，渾濁混沌。她指著這片建築說，你不細看，還以為這是魅力城市的美麗區域呢。龍部長是有感而發？每天，有這麼兩三分鐘，她會靜靜地望著窗外，生活的節奏得以一時鬆緩，不至再陷入文化與政治的狂風暴雨中。
兩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台灣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由文建會三個處擴展為七個司，主委龍應台成為首任文化部長。整整兩年過去了，曾以一把野火燒遍台灣而影響華人世界的龍應台，一再寫下為民喉舌、針砭國是的檄文，而今卻一次次反被野火焚身。
二零一四年，是龍應台發表《野火集》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三十年。她觀察敏銳，文筆犀利。當年，龍應台燒起的野火，讓人們得以重新檢視一起走過的年代，鑑歷史之鏡，讓此時此地的兩岸人冷靜省思，如何擺脫政治意識形態陰影，無分血緣地緣，以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為共同價值的必要性。她出任文化部長點燃的正是這把另一個視角的「野火」。
兩個月裏，記者兩度步入文化部長辦公室。四月三十日，踏入十八樓，最奪眼的無疑是地毯上大牽牛花圖案，文化部的Logo標誌就是「牽牛花」，這是龍應台的文化理念，當時就引發文化圈中人的爭議。兩年來，圍繞著龍應台和她主持的文化部，台灣政壇、文壇，乃至社會始終爭議不斷，有批評稱「文化部推出許多失誤政策」，「文化部實施多項政策與文化產業脫節」，「在政府部門間的協調中，文化部被邊緣化」……最新的那把野火，無疑是一個多月前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的吶喊。
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最亮眼的是以「捍衛民主」、「反對黑箱操作」為起點的學生佔領運動，之前，台灣文化出版界就已經湧動著一股「反服貿」的勢力。在與學運的互動互聯中，台灣多位文化傳播領域重量級學者，發起連署反對「服務貿易協議」開放廣告服務業及印刷業，接著，一千多名傳播、出版、文化界人士聯署致文化部長龍應台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兩岸服貿協議將嚴重威脅台灣既有的自由民主多元環境，要求政府拒絕開放服貿協議中影響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相關項目，包括印刷業和廣告業項目，訴求「維護言論多元，鞏固國家安全」。接著，台灣出版界又成立以監督文化部為重責的「台灣出版自由陣線」，它的facebook已有九千五百多人按「讚」。
如果說，「反服貿風暴」由文化出版界引發，那「風暴眼」無疑是文化部長龍應台。在獨家訪問龍應台的兩個小時裏，話題是從「反服貿學運」開始的。以下是訪問摘要：
按照我對你過去的了解，你當部長後說的話，並非都是你內心想說的話，比如這次反服貿學運中。
應該說，在我當部長的日子裏，我沒有說過違背我原則的話。對太陽花群眾運動。我當時說的是，這些年輕人，行動力、組織力、論述力，令人讚歎，宣傳手段如此純熟，又有策略，這次學生在表達層面是一百分，但思想層面卻顯得薄弱。譬如，衝入國會的行動，在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是不可能允許的，背後深層的原因是甚麼？在我心目中，民主有四根柱子支撐││行政、立法、司法和媒體，這四個大柱越健康，越結實，民主的大廈就越堅固；有多少人細思過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對建設台灣的民主是增進還是弱化？
你是說你反對佔領立法院，不贊同學生的這一行動，如果你不是部長會堅持這一觀點嗎？
零六年我寫文章反對紅衫軍衝入總統府的時候，我可不是部長啊。零六年，紅衫軍風起雲湧的時候人與人之間見面的問候話就是「你一百元捐了沒有？」很多人主張衝進總統府，有人放話要在廣場自焚，當時我在報紙寫了全版文章提出反對，當時的執政者，當時的反對黨，與今天剛好相反，但我的態度沒有變。
這是一個必須慎思明辨的事。寫《野火集》，我鼓勵學生上街「鬧事」，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威權體制，威權體制中的法律制定人民沒份。但是零六年，不管陳水扁怎麼樣，台灣已有民主，選舉機制就好像合約，民眾可以選舉，每四年有一次機會，如果不滿意，也有共同約定的推翻方式，那麼為何不照雙方協議的合約走？這就是我的紅線，零六年到現在，我的紅線沒有兩樣。
這次服貿協議中，經濟部要開放印刷業，業內人們關切這把關機制是否有效，你怎麼看？
文化人的不安我當然了解，大陸只要一天有審批制度，台灣人就一天不敢信任北京。因此印刷開放，我關注的就是把關機制。我們調閱零九年就已開放的零售與批發，大陸申請了二十二件被投審會駁回了二十二件，我認為由投審機制管控是有效的。我們更作出新決定，讓文化部次長直接進入投審會，成為其中一員。台灣擁有的自由和民主，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她既珍貴，又相當脆弱，台灣內部其實有高度共識，相對於北京的強權，要保護好這脆弱的自由。有人主張把門關上，就安全了；也有人主張要策略性打開這扇門，要學會與魔鬼談判，可以說，台灣內部的吵，只是大家策略不同，初衷與目的其實一樣。
先說什麼是文化？我經常用希臘荒山小鎮的奇花異草來形容。去過希臘的朋友都知道，當地從海平面拔起的荒山上，依山堆疊的那些小鎮，景色美得不得了。農人在漆著白色房子的土牆旁種了花，長得就是特別漂亮。只要有足夠的雨水、陽光，無論農人播下什麼種子，都能長出最美麗的花朵，這就是「文化」本身的價值，也是文化部的核心工作，透過政策，讓台灣整體的文化氛圍，可以使空氣最新鮮、有陽光、保持濕度、有如養一畝田，維持土壤最好的狀態。我們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黨國家，可以凡事由上而下的培植，例如奧林匹克競賽，共產黨國家的運動員往往表現的最為傑出。文化部工作核心的重點任務，就是讓陽光、空氣一切保持在對的狀態，民間創意可以自然著床成長。
文創就不一樣了。農人種的花很美，當他載著花拿去市場賣，他得知道誰想要買花。當這位懂得把花種到最好的農夫，知道了如何讓城市居民、甚至全世界都想買他的花，就自然發展出了「文創」。我這是怎樣的土、如何培養花、載去怎樣的市場，會遇到最想要買花的對象。種花的，從賣花得到了利益，使他可以拓展更多土壤，培養更多的花。
文創植著於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文創。過去文化人，對於經濟、商業模式會有點瞧不起，但是為何要瞧不起？讓花進入尋常人家的生活、進到學校的教室、進到畫家的畫室，這難道不是文化嗎？文創不會取代文化，但是文化也不該輕視文創的那一塊，這就回答了文化與文創的關係。文化部的核心固然是那一方沃土，但也不能不去管另一端人要買的花，讓辛苦耕耘的農夫，因為種花賣得的收入，進而回去研發如何種出更美、更有市場的花朵。台灣正面臨很大的考驗，一方面在文創端，如何讓辛苦種出來的花可以進入城市、進入國際市場，形成良性的產業循環；另方面在文化方面，可以保障沃土的養分源源不絕，維持很有活力的藝文發展。
怎麼理解你說的「表演藝術的重點在如何培養最肥沃的土壤」？
台灣在華文圈的優勢，就是我們的文化土壤最為肥沃，包括公民素養、人文涵養與傳統文化底蘊，因此表演藝術的重點在如何培養最肥沃的土壤。我首先希望藝術的根能扎得更深，所以推出「泥土化」政策，讓藝文團隊下鄉，並且把藝術著床、扎根的泥土化政策，滲透到所有司的業務中。比如說，我們的文化資源司扶植縣市政府，讓偏鄉的孩子，也能獲得文化滋養；文創發展司在台東的太麻里，讓孩子接觸到手工藝美學；或是影視局推動電影下鄉，不只是到偏遠村落放個蚊子電影院就結束，還要借鏡國外經驗去做孩子們的電影教育。像法國，在放電影給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看之前，會教他們認識什麼叫長鏡頭、什麼是腳本、分鏡，有了基本概念，孩子再看電影時，就會有不一樣的眼光，這就是不同的教育滲透。
你始終強調表演藝術要從小培養觀眾，怎麼理解你的這一理念？
我在歐洲生活時，十歲的安德烈有天放學回家說，班上同學跟老師去看了《愛麗絲夢遊仙境》，但同學認為這齣戲中有許多角色安排不合理，於是我鼓勵他為什麼不把你們想表達的意見寫封信告訴導演呢？結果他接受了我的建議，而且老師過幾天就安排了導演、編劇、演員跟班上的二十幾個孩子座談，解釋這齣戲的構想，這就是表演藝術教育。當孩子有過這樣的經驗，長大後就會成為買票進場的觀眾，而且會是高水準的欣賞者。表演藝術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耕耘。第一，重視兒童的藝文教育；第二，培養孩子成為觀眾；第三，希望目前文化部的扶植團隊還能有更細緻的活動安排，例如演出前的導聆，能更細緻、長期的做。如果能持續地從根本處培養觀眾，支持表演者源源不絕的創作，並且升級場地的硬體，加強管理的軟體，表演團隊就可以跑更多的「碼頭」，然後累積培養出更好的行政、行銷、募款的經驗與能力。我們就會有更多的雲門、紙風車、明華園等等，我稱他們是台灣的「名片」，代表台灣表演藝術沃土與文化濃度的漂亮名片。
文化部成立不久，在很短時間裏就成功推出藝術銀行，贏得不少口碑，藝術銀行是怎麼回事呢？
全世界推出藝術銀行政策的國家不超過五個。台灣現在也有了藝術銀行，令視覺藝術界很受鼓舞。藝術銀行和專業美術館扮演不同角色，它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國民美學觀念往下滲透、讓藝術家作品能被看見，推廣定位比美術館強很多。藝術銀行作品也和美術館典藏有所不同，為了要放置在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空間裏，容易被運輸、更換，而作品的藝術品味和美術館也有所差異，美術館裏可以有具有強烈實驗性、激烈批判性、對於人生最深層陰暗面深刻探討的作品，但文化部希望藝術銀行能讓買菜的媽媽可以帶著小孩、坐著輪椅到醫院候診的老人家都能欣賞，走的是與美術館不同的另一條路線。
我們用十年當作一個單位，先讓藝術銀行成立，引入民間資源，接著我們希望發揮良好的美學推廣教育，有更多單位願意承租藝術銀行台灣藝術家的作品，財務逐年健康，不必大量依賴政府部門預算。從去年到今年踏出第一步，文化部台灣美術館和藝術發展司卯盡全力，從無到有制訂細膩的前置作業包括法規的配套、徵選辦法、作品處理方式，甚至將閒置空間改建為藝術總部，宛如一座開放藝廊，都是非常綿密的工作。首批徵件共購置三百四十六件，其中不乏名家作品，第二波徵件今年度則吸引超過一千三百多位藝術家、四千八百多件藝術作品投件，數量迴響明顯增加，顯示藝術界非常支持。
藝術銀行仍有許多挑戰，包括法規、相關配套措施都要做研究、計劃，所以將是一個不斷前進的完善過程。舉個例來說，去年首批徵件當中，原住民藝術家的參與度還不是很踴躍。於是第二波的徵件過程，執行單位就將徵件訊息深入穿透到原住民朋友的生活圈，讓他們能夠多來投件，而目前投件比例的確有增加。
文化部認為，近年兩岸民間文化交流雖熱絡，但究其進程而看，台灣還不急於發展文化協議。
大陸文化部長蔡武邀約妳以「適當身份」訪問大陸，妳最近有什麼新的回應？
我認為，在兩岸交流中，大陸做為一個政治權力強勢的一邊，可以更大度與寬容，台灣這邊則可以更積極進取。歷史上，德國法國幾百年戰爭，有世仇，直到一九四五年。德國遭千夫所指，幾十年來，德法卻成為最密切夥伴。有一位德國記者採訪前總理施密特，施密特說一九四五年後，德國慢慢成為正常國家，要感謝一個前敵人：法國。戰後，德國被打在泥巴上了，法國是高尚的勝利者，法國主動伸手，讓德國有一點點勇氣，逐漸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例子是說，當你強大，站在高處時，你的彎腰是珍貴的。以此看海峽兩岸，大陸崛起了，她最好不是突然醒來的獅子，讓所有的人恐懼。真正強大，在於懂得謙卑。至於台灣，正因為台灣擁有的自由是那麼珍貴，我是相信交流的，跟你討厭的人、不信任的人，更需要四目相對，去交流，去認識，去談判，這比甚麼都重要。我不贊成關門主義。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瀰漫著對中國大陸的強烈的不安情緒，使得很多需要非常冷靜討論事情的空間變小了，最後傷害的會是我們自己。
常常聽到對你的一種批評聲音：換了屁股（位子）換腦袋，你承認嗎？
當你是個別的文人作家、專家學者時，你的責任是單純的，講自己的看法就行了，沒必要考慮其他方面的事。一旦你掌握權力時，你的看法，會變成影響眾人的政策，你身上扛的責任，就超過原來文人的百倍千倍。當學者文人變成政策決策者，卻不體認責任之深沉、後果之嚴重，而以一己的恩仇快意為念，那才真是國家災難呢。
我現在讀什麼？出版調查報告，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也看外文資料，如英國新媒體政策、法國電影補助機制，全是工具書了。
進入政府是人生的「修行」││你說「修行」的滋味是甚麼？「修行」講究滋味嗎？有一次，我問前行政院長陳沖，台灣官難做，你靠什麼支撐？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他說，靠家裏那兩條狗。這給我很深的印象。沒多久，我哥哥送了一隻小貓咪給我，這一輩子養了第一個小動物。（指著手機裏的照片）可愛嗎？我每天一早出家門，很晚回家。晚上，牠會在家門等我，牠等我的那個位子，熱乎乎的，說明牠等了很久。每天早上，牠會守在我臥房門口，等我出來。貓咪很聰明，哪個時段守在哪個門。現實生活中，我面對的政治世界爾虞我詐，少了諒解和寬容。貓咪有一種動物天真的情感，帶給我純真世界。
文化部本部，有五百人，十九個附屬機關兩千多人，一年預算一百六十億台幣（約五點三億美元），整合了從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出版、古蹟保存、工藝設計、博物館推廣到電影、電視、廣播、流行音樂、文創產業與國際交流，業務包山包海，包天包地。文化部新就新在它是台灣首度有完整的、全方位、大格局的文化政策。
有人說，台灣文化部是華文世界唯一的公民社會的文化部，你認為呢？
我贊同。台灣文化部有兩個特質，第一，政策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是它的基礎。第二，它是不服務政治黨派或意識形態的。我希望奠定的是一個專業的文化部，確實超脫意識形態。我是來打基礎的，打地基的工人是希望文化政策有科學數據、有國際參考系、有配套完整的措施，那麼地基打好後，不管哪個政黨執政，誰當總統院長，誰當文化部長，都會以專業為基礎去發展去努力。
我曾經聽北京文化部官員對你在兩年內推動多條立法而感嘆讚嘆，究竟新立多少條法？
文化部成立後確實下了功夫推動立法和修法，五個新的立法，四個大修法，我們戲稱之為「五四運動」。新立法譬如《博物館法草案》、《文化基本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的有公共電視法、電影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就單說電影法修法，一共五十八條，全部都是過去威權時代控制性的條文，比如要有映演證，不符合「國策」，就可能禁播。台灣電影法，從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走到現在，我常常覺得我們活在中華民國歷史中。裏頭的第廿六條：叛亂，違反國策，有違社會風化的電影都不行。我們把五十八條刪成廿四條，刪了三分之二。才兩年時間，那麼多法，每一條法都需要精推細究花很長時間，沒完沒了地磨礪，逐條討論。
你有一年多沒來香港了，朋友們都等你去。你曾經說過香港是個「逃生門」，如今香港台灣走得很近，就連台獨港獨都頻頻發生關係，你怎麼看這一現象？
一直在忙台灣的事，香港的細節沒有掌握，說了怕會失準。我是覺得，香港人與台灣人在心有恐懼的陰影下生活的時候，可能要克服自己情緒，以超乎尋常的冷靜面對嚴峻現實。我們面對的複雜在於，除了北京因素之外，全球化帶來全球秩序改變與中國現實糅合在一起，不易釐清。當今中國，不是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也不是一九九二年的中國，我們對今日已經質變的中國以及它可能的發展，究竟有多少認識？全球化人流物流資本流，和我們看不清楚的中國，兩者之間是纏繞叢生的。我們要如何控制恐懼，為我們下一代創造更大空間呢？我相信北京決策層裏，也一定有心胸開闊的有志之士。我們這一代人，在天地之間真正的和平，是設法讓兩岸四地飽受內戰歷史經驗和記憶的人，建立誠懇和互信的心。這也更需要北京認識到站在高處彎腰的珍貴，重新得回別人真心的信任，這信任是甜美果實，沒有信任就不可能談和平。
兩小時訪談中，不時有同事走近要她簽署一些文件，與她輕輕咬耳朵請示什麼。她說，文化部草創，萬仞建樹從挖地開始，基礎工程本來就是最艱辛的。「不過」，她說，「政府工作是最重要的公益事業，值得付出」。心累的時候，她就夢想將來重得自由可以旅行的時候要先去哪裏。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行走西伯利亞大鐵路，耗時一個月，從海參崴出發，向西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跨越八個時區，「還有馬來西亞砂勞越」，她說，「我沒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