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戰爭一結束，美國軍方就急急忙與狙擊手保持距離。那些在戰時被召去執行不可能任務的人，很快就發現自己在承平時期成了賤民。這種情形屢試不爽。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韓戰，都一樣……」
最大距離：「他們可以假裝殺的不是人」
我們先從最大距離開始研究距離量尺上各個點的殺人方式。「最大距離」的定義是殺人者若不運用某種器械，例如望遠鏡、雷達、潛望鏡或遙控電視攝影機，就看不到個別受害者的距離。
葛倫・葛雷對此說得很清楚：「許多飛行員或砲班士兵都摧毀過數目不明、恐懼不已的非戰鬥員，但他們從不覺得自己需要懺悔或遺憾。」戴爾不僅附和葛雷的說法，還進一步指出，要砲手、轟炸機組員或海軍艦艇兵殺人，一點困難也沒有：
部分原因就像機槍班成員可以不斷開槍一樣，因為他們身旁就有人看著他們，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距離擋在他們操作的器械與敵人中間，他們可以假裝自己殺的不是人。
總體來說，距離是個有效的緩衝：砲手依據他們看不到的方格座標射擊、潛艦士兵將魚雷射向「敵艦」（而不是射向敵艦內的人）、飛行員將飛彈射向「目標」。
戴爾這段話包含了大多數最大距離殺戮的型態。不管是砲班成員、海軍砲手、飛彈組成員，不管是陸戰或是海戰，以下三種因素的組合都一視同仁地保護他們：集體寬恕、器械距離、以及與我們目前討論方向最相關的身體距離。
我多年來研究、閱讀關於作戰殺人的文獻，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士兵在這些情形下拒絕殺敵的例子，也沒有發現因為這種類型的殺人行為導致精神創傷的例子。與一般迷思相反的是，就算是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那些人，也沒有徵兆顯示他們出現心理問題。歷史紀錄指出，擔任「艾諾拉・蓋伊」的氣象偵察機的飛行員，還沒有出那次任務之前就已經有一連串的違紀與犯罪問題，而他退伍後依然是個頭痛人物。外界認為那次任務的機組員都有自殺與心理問題，就是來自這個單一因素。
長距離：「不必直接跟作戰的辛勞與情緒打交道」
此處「長距離」的定義是：一般士兵也許能看得到敵人，但要是不藉助某種特殊武器，就無法殺掉敵人的距離。這些特殊武器包含：狙擊槍、反裝甲飛彈或戰車主砲。
理查・荷姆斯告訴我們一位一戰澳洲狙擊手的回憶。他射殺了一名德國觀測兵後，「心底升上來一股純粹的快感，那種感覺與我小時候打到第一隻袋鼠是不一樣的。有那麼一刻，我覺得噁心、好像就要暈倒了。但這種感覺很快就沒了。」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些殺人行為遭遇的亂流，但是狙擊手的準則要求是團隊執行任務，就像最大距離的殺人者一樣，狙擊手同樣也被集體寬恕、器械距離（瞄準鏡）與身體距離三者的組合強力保護著。而狙擊手對於殺人的觀察與紀錄與近距離殺人的紀錄相當不同（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討論），是以一種奇怪的非個人方式撰寫：
二一〇九時（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五名越共從林線移動到稻田。領頭的越共遭火力攻擊……造成一名越共死亡。其他越共立即擠在該具倒下的屍體旁，看得出來他們根本不知道同袍怎麼死的。華登士官遂繼續朝越共逐一射擊，直到全殲五名越共為止。
就算狙擊手執行任務時有長距離作為心理緩衝，但就像二次大戰時，絕大部分的空對地任務是由非常小比例的戰機飛行員完成的一樣，狙擊任務對國家整體戰果的貢獻，絕大部分也是由少數精挑細選、受過訓練的狙擊手，無情無悔殺戮大量敵人完成的。
美國陸軍狙擊手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日至七月廿四日總共在越南確認狙殺了一千兩百四十五人，平均射擊一點三九發子彈就狙殺一人。確認狙殺的計算方式是，美軍得能用「用腳踩著屍體」，否則不能列入確認狙殺數目。
雖然狙擊戰術這麼有效，狙擊手執行的這種非常針對性、一對一的殺戮，卻很奇怪地招致厭惡與抗拒。彼得・史塔夫（Peter Staff）在他那本討論狙擊手的書中指出，「只要戰爭一結束，美國軍方就急急忙與狙擊手保持距離。那些在戰時被召去執行不可能任務的人，很快就發現自己在承平時期成了賤民。這種情形屢試不爽。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韓戰，都一樣。」 （相關報導： 先強姦孕婦，再刺她29刀…為什麼，有些日本人覺得自己不必為戰爭暴行負責？ ｜ 更多文章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流出版《殺戮論：什麼是殺人行為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