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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西岸定居點增長的觸發點和轉折點。這發生在1970和1980年代，以色列公立學校系統的標準受到政策的拖累，因為當局在沒有足夠預算補貼做配套的情況下，便將弱勢兒童納入系統。然而遠方定居點的新學校享有更多大手筆的公共預算，而且學生數量也比較少，只有具企圖心和花得起錢的父母才能將孩子重新安置在那裡。我採訪過的大多數定居者都非常明確地將他們搬到西岸的舉措，視為對子女教育的投資。

儘管中產階級的追求造成了沮喪，我們依然頑強堅持下去。我們對財產的堅毅態度幾乎是身不由己的，獲取財產似乎是追求安全感，或者至少是追求富裕的一個必要步驟，讓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高。我們把它定位為一種投資，就算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不一定是好的也一樣。作為一項投資，財產代表了負責任和具前瞻性成年人的穩重特質，部分是為了抗衡來自工作、政府或親屬的支持不足，或者事與願違時的手段。如果不是投資在房產、養老金、保險單、儲蓄帳戶、金融資產、學位或專業證照，我們還要投資什麼呢？

我們談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這個詞的關鍵不是「階級」（class），而是「中產」（middle）。這意味著一系列的位置變化，人們在較高和較低的位置間來回移動。中產階級的中間性暗示了空間：我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移動，是相對於占據較高或較低位置的人而言，有時較接近某些人，有時又較接近另一些人。這也意味著在時間上的移動：我們意識到在自己的生命週期中可以上升或下降。

中產階級並不存在。儘管我們一直在談論這個問題，但我們所說的大部分內容卻是矛盾的。我們擔心中產階級衰落或是受到擠壓，比方說，僅僅和十年前相比，今天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人數減少了，而且，按事情的發展趨勢來判斷，那些身處階級邊緣的人很快就會跌出邊緣之外。然而報紙上的頭條新聞不也鼓舞著世人：當我們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產階級實際正在崛起；在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地雄心勃勃的幸福追求者，其人數正在膨脹。在那些論述的老招數中，有人在質疑中產階級人數的同時，卻又斷定確實存在一個可供人躋身其中或跌出其外的中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