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孩子補習、搬到好學區,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助長親情勒索?《中產悲歌》書摘(4)

2020-12-06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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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薪家庭的夫妻因分工而承受著情緒的耗損,同時又渴望自己的貢獻能獲得認同並握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他們還希望孩子能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同時緊張地干預他們的學校教育和課外活動。(示意圖,翻攝自youtube)

雙薪家庭的夫妻因分工而承受著情緒的耗損,同時又渴望自己的貢獻能獲得認同並握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他們還希望孩子能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同時緊張地干預他們的學校教育和課外活動。(示意圖,翻攝自youtube)

教育是西岸定居點增長的觸發點和轉折點。這發生在1970和1980年代,以色列公立學校系統的標準受到政策的拖累,因為當局在沒有足夠預算補貼做配套的情況下,便將弱勢兒童納入系統。然而遠方定居點的新學校享有更多大手筆的公共預算,而且學生數量也比較少,只有具企圖心和花得起錢的父母才能將孩子重新安置在那裡。我採訪過的大多數定居者都非常明確地將他們搬到西岸的舉措,視為對子女教育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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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動力對於定居點的生活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性。第一代定居者希望在孩子的命運中實現自己的理想(無論這個理想多麼模糊),他們認為第二代的選擇將會反映他們的選擇。因此,第二代定居者那不受羈絆的選擇在情感上是充滿壓力的,因為看在父母眼裡,這要麼是回報了他們因對子女的投資而遷來西岸的辛勞,要麼是讓他們的投資變得毫無意義。

在我們未來的投資中,獲得學位文憑、培養技能、拿到專業資格並建立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的努力,尤顯重要。就像儲蓄帳戶、保險單、房地產和其他資產一樣,代表著我們希望在自己的工作收入中斷時,投資的價值可以幫上忙。但是,我們儲蓄起來的收入,現在卻被銀行、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捆綁、分割並引導到全球流通的浪潮中。這些金融中介將我們這些工作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的利益,與由金融主導的成長串聯起來(而且這種成長,允諾要保護或提升我們財產的價值),這讓我們與其他所有者暫時連結在一起,而他們的財富同樣也與這種增長密切相關。

房屋 財產 中產階級(ArtisticOperations@pixabay)
然而遠方定居點的新學校享有更多大手筆的公共預算,而且學生數量也比較少,只有具企圖心和花得起錢的父母才能將孩子重新安置在那裡。(示意圖,ArtisticOperations@pixabay)

但是,有一種資產會比物質財產使我們彼此更容易變成競爭對手,而非團結在一起成為盟友和合作對象。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之後,有些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力資本」,包含了我們的投資所產生的一切非物質的力量,可以讓我們從工作、財產和社會互動中獲取更大的價值。這包括了教育文憑、專業證照、豐富實用的經驗、強大的生理和心理特質、良好且多樣化的技能、高階地位,以及有用的社交脈絡。這些東西被認定為「人力」,是因為這成為了我們每一個體的一部分:那是我們可以藉此認識自己並從中受益的能力。

除非出生時即具備出色外貌、智慧或才能等天生優勢,除非正好生在得天獨厚和備受尊敬的社會群體中,否則我們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即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這包括可以在物質上、情感上和智力上支持自己孩子的父母,後者為子女提供健康和養育的環境,豐富他們的經驗,培養他們的技能,確保他們獲得良好教育,並幫助他們充分利用這種教育。當我們提到人力資本的投資時,這種家庭就被稱為「中產階級的搖籃」,而中產階級家庭則被冠上「養成雄心的托兒所」的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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