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也即將進入尾聲，馬上就要進入新的一年。而在2021年上路「新制育兒補助政策」，也就是蔡政府喊出的「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也將正式實施。然而，此政策卻可能無法有效處理少子化問題，無法減輕父母負擔，並且將與現行的「幼教準公共化」政策產生衝突，把幼教公共化的目標越推越遠。政府要救生育，恐怕不是「大撒幣」這麼簡單。
「托育、幼教公共化」的正反意見
將幼兒托育與幼兒教育（以下簡稱幼托產業）公共化一直被視為解救少子化的良方之一，是借鏡於北歐國家的福利政策。藉由公共化的幼教產業，能降低父母育兒的經濟負擔，同時也能減輕照顧孩童的時間成本、精力等，就筆者角度而言，適合台灣普遍雙薪家庭的現況。
「幼教公共化」最大的推手為倡議性平的NGO團體（如：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要訴求為協助婦女分攤育兒責任，將育兒成本與責任公共化等。在女性大量投入職場的時代，公共化的幼兒照顧能緩解他們的負擔。同時，也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等倡議將幼教產業公共化，以提升對幼教從業人員的待遇，並非將幼兒教育的責任轉嫁給私部門。
而相反意見的則為私人幼托業者，幼托業者不只要面對少子化衝擊，政府的介入也將破壞市場價格，一連串的補助、收費管理、管制政策，大幅壓縮了私人業者平衡成本與收益的空間，自然不想加入「幼教公共化」。
對家長而言，立場正反皆有。有部分家長追求「幼教公共化」帶來較便宜的托育價格，一方面有家長則是追求更高品質的幼兒教育。在能力範圍之內，家長普遍追求環境安全、幼教人員素質、教學內容等。而更有經濟能力的家長則追求雙語，或具特殊才藝教學的幼兒園。但對於那些經濟狀況不佳，甚至是低收入戶的家庭而言，恐怕對「幼教公共化」就有很大的需求。
政府將幼托政策分為生育補助、育兒津貼、幼托公共化以及幼托準公共化。「幼托公共化」泛指0～2歲公共托嬰中心、2～6歲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和公共托育家園。對政府而言，推行幼教公共化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解決少子化問題。以下我們來看到台灣幼教公共化的現況，以及政府政策對幼托產業的影響。
台灣「幼教公共化」的現況
根據教育部統計，106學年度公立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的比例為3比7，私立幼托機構比例偏高，台灣離幼托公共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於2018年順勢推出「準公共化幼托服務」，鼓勵私人保母、私立托嬰中心、私立幼兒園納入政府管制，並對消費者（父母）提供補助金額，訂定從業人員薪資、收費價格上下限等，試圖以私人、政府管制並行的方式，逐漸推動「幼教公共化」。然而，「準公共化幼托服務」的推動，仍有以下問題：
1、影響托育服務的品質
「準公共化幼托服務」政策中，明訂托育機構的收費上限（公立幼兒園：2500元/月；非營利幼兒園：3500元/月；準公共化幼兒園：4500元/月），也訂定從業人員的薪資下限（29000元/月）。 （相關報導： 回不去了？接待中心裝歇業，房子仍賣得嚇嚇叫 專家：多頭味越來越濃 ｜ 更多文章 ）
受制於收費上限，須承擔高額租金、日常開銷的都會區幼兒園將難以入場；此外，非都會區的幼兒園則受限於薪資標準，考量成本之後也不會願意加入此計畫（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的統計，2017年私立幼兒園員工含園長，全國平均投保薪資每月25864元。雲林縣僅23385元、嘉義縣僅23100元）。以供需法則思考後便能推斷，破壞市場均衡的情況下，勢必會連帶影響「準公共化幼托」的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