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觀點：孫中山與二戰歷史─兩岸重回和平對話的最大公約數

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歷史往往是現實外交的影子。在備受矚目的「川習會」中，美國總統川普在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明確提及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盟友、並肩作戰的歷史，特別點出美國飛行員（飛虎隊）赴華助戰的英勇事蹟。習近平隨後也正面回應，強調80多年前中美人民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深厚情誼。在國宴上，雙方的對話從川普的孫女延伸到歷史偉人孫中山，習近平更身著象徵近代中國奮鬥史的「中山裝」出席。

這些歷史符號的重現，不僅為美中關係定調，更意外地為陷入冰封的兩岸關係，點亮了一盞尋找「最大公約數」的和平曙光。

這段被美中領導人共同確認的「八十年前歷史」（1941-1945年），在時空背景上具有唯一性——當時代表中國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正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遲至1949年才成立。這是兩岸乃至國際社會皆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然而，歷史的交織並非單線。孫中山先生在建立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時，秉持「聯俄容共」政策，建軍主要成員中不乏共產黨人（如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亦曾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如八路軍、新四軍）參與作戰。這些同樣是不可抹滅的事實。

儘管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但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地位從未褪色。在天安門廣場的重大節日裡，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依然巍然屹立；他的《建國方略》與民族振興精神，至今仍是中國大陸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想養分。因此，孫中山與他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歷史，無疑是兩岸面對和平、走向對話時，最無爭議的公約數。

面對此一由國際地緣政治與歷史共識所交織出的難得契機，兩岸若要重啟和平對話，應各自做出以下調整與應對：

一、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做的戰略調整：正視歷史，包容現狀

1. 正視並尊重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現實貢獻：
   大陸方面應展現大國自信，完整且公開地承認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中的主導地位與犧牲，停止在歷史敘事中淡化國民政府的政權角色。
2. 從「歷史中山」走向「現實連結」：
   不能僅將孫中山定位為「革命先行者」的歷史圖騰，更應承認他所創立的「中華民國」至今在台灣實質存在的事實。以「尊孫」為橋樑，尊重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體制的認同，才能化解台灣民眾對「被矮化」的焦慮。
3. 揚棄「一國兩制」的僵化框架：
   在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主權在民」的精神下，探討兩岸對等協商的新模式，以「兩岸共興中華」取代單方面的一體化施壓。

二、台灣（中華民國）應做的智慧應對：善用資產，深化論述

1. 傳承並彰顯孫中山的民主遺產：
   在孫中山逝世百年過後的新時代，台灣應將「孫中山先生逝世百年」轉化為兩岸歷史話語權的交集點。台灣最大的優勢，在於實踐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主憲政與均富理想。台灣應以此為傲，大方地與大陸分享民主治理與社會發展的經驗。
2. 堅守中華民國憲政主體性：
   台灣在面對和平對話時，應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定海神針。這部憲法不僅是台灣民主的基石，也是連結兩岸歷史與法理的臍帶。堅守憲法，既能防範主權被消融，又能拉開與大陸對話的戰略縱深。
3. 以「歷史資產」化解「抗中僵局」：
   台灣不應將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符號（如孫中山、抗戰史）視為過時的包袱，而應將其視為與大陸對話時最強大的「軟實力武器」。當美中都在談論二戰與孫中山時，台灣順水推舟，以歷史正統與民主成就引領對話，才能在國際地緣政治中化被動為主動。

歷史不是用來清算過去的帳本，而是開啟未來的鑰匙。川習會上的歷史回眸，給了兩岸一個重新審視彼此的機會。

當天安門廣場上的孫中山畫像，與台北總統府內的中華民國國父遺像隔海相望時，兩岸領導人需要的不是激烈的言詞對抗，而是重溫孫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臨終遺言。以歷史為共識，以民生為福祉，這才是兩岸擺脫戰爭陰霾、走向長治久安的唯一正途。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孫文到底是誰的國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