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思考的另一個面向：尋找原生文化祖先《世界如何塑造西方》選摘（1）

每年十一月，我都會坐在大學宿舍的沙發上讀一整疊當年大學生的申請函，而我總是會讀到幾乎相同的一段話：「我想要研究古代世界，因為希臘和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可能成為我學生的人會如此看帶此事。從《大英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這些夠分量的參考來源都會描述一種別於他者且有其邊界的西方文化發展過程，奠基於希臘羅馬思想價值、黑暗時代消失於歐洲，但又被文藝復興重新發現。這種敘述有時也會談到《聖經》中的地點和文獻，但就算真的提到其他古代「文明」，也只會在西方歷史與文化勢不可當的進軍中，被古典世界所取代。

早於希臘跟羅馬的前人或許挺有意思，成就甚至令人佩服，但他們卻不是「我們的」先人。他們的貢獻全被希臘羅馬的貢獻壓過，從哲學和民主到劇場和混凝土等，所有的好事都成為後者的功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鄰居完全遭到忽視，連同被忽視的還有後來西側歐洲人與他們北邊、南邊及東邊人群的相遇。

我自己覺得希臘羅馬研究既豐富又有意義，而把「西方」這個想法的核心明確標定給希臘人與羅馬人，是我這學門依然存在的其中一個理由。但三十年來的教學研究讓我相信，僅僅專注於希臘和羅馬的這種陳述方式，讓我們對過往的看法變得貧瘠，也讓我們對自己世界的理解變得貧瘠。今日我們所謂的西方，有著比那種陳述要廣闊許多也有趣太多的幕後真實歷程。

首先，希臘人和羅馬人有各自的歷史。以其他地方和更古老的人群為根源，他們大部分的想法和技術都吸納自他處：法典和文學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石雕來自埃及、灌溉來自亞述、字母來自黎凡特。他們清楚此事，也加以讚揚。

希臘人也很清楚意識到，自己是跟迦太基、伊特魯西（Etrusci）、伊比利以及以色列等他者共享地中海，也清楚意識到自己是跟東邊更強大的眾多帝國共存。他們的傳奇把希臘英雄牽連到異國各種真實或想像的皇后、國王和諸神，如腓尼基人、佛里幾亞人（Phrygians）、亞馬遜人。同時，羅馬的建城神話將羅馬描繪成了一處難民的避難處，而羅馬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可以想像自己跟朋友一同前往印度、阿拉伯、帕提亞（Parthia）、埃及，甚至是「位在世界邊緣的不列顛」旅行。

此外，希臘人與羅馬人抱持的價值，和現在所謂的西方價值不甚相同。事實上，這群古代人眼中理所當然的事，今日大多顯得陌生，甚至令人難以接受。雅典人讓讚許引誘男童行為的男性施行民主，他們的女性卻被消音，遭到掩蓋。羅馬人大規模採納奴隸制，並出於「有趣」觀看公開處刑。

最後一點，古希臘及古羅馬人跟現代「西方」之間，也就是跟歐洲西側的民族國家以及其海外移居殖民地之間，並沒有專屬特定的關聯。羅馬帝國的首都於公元一千紀中期移到君士坦丁堡，並定都於此一千年。其間，新技術沿非洲、阿拉伯半島和印度洋流傳開來，穆斯林也將希臘的學問與波斯、印度及中亞的科學結合起來，北方海域上的水手以及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則將中國的貨品和思想傳播至思想愛爾蘭。

西歐興起的諸國於公元十五世紀繼承的，就是這個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廣大世界，同時他們還正出發前往一個新世界。然而，這幾千年的互動卻大半為人遺忘，淹沒在維多利亞時期發展出來的一套思維中，亦即將世界編組成互相對抗分立的「文明」。

我想講述另一種歷程，這段歷程並非始於希臘羅馬主宰的地中海，並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重現，而是打從青銅時代開始，一路追查到大航海時代；在眾多社會相遇、交織以及不時漸行漸遠的過程中，找出造就了當今所謂西方的種種關係。更廣義來說，我想要提出理由來證明，驅動歷史變遷的是相互聯繫，而非文明。

「文明」這種觀看今日世界的方法是如此令人熟悉，彷彿天經地義的成為編組人類社會的普世模範。但它們其實是頗晚近的歐洲發明，是我稱為「文明思考」之現象的一部分。

直到十八世紀，「大洪水後倖存的諾亞子孫住滿整個地球」的《聖經》傳統，才引發人們在思考過去時有一種海納百川的態度：所有的人類都有共同源頭，他們全都是同個家族的成員。「發現」新世界，以及基督教傳教士散布到全球，都帶回了引人入勝的新族群奇談，而這些故事經過一番工夫後也能合乎《聖經》的安排。

一七五○年代，法國率先使用這個詞時，代表的是一個進步社會的抽象概念。一七六○年代開始，這個詞獲得蘇格蘭哲學家的擁護。在他們的描繪下，人類有一套從獵人到牧者到農人到商人然後實業家的標準演變過程，最終導致了文明這種人類潛能的徹底實現。就如英國自由派人士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後來所解釋的，從此意義來說，邁向文明的進展程度，是由接納農耕、城鎮、工業、科技和貿易的程度來測量的：

不論我們所謂野蠻生活的特性為何，這些特性的相反事物─或者更切確地說，社會丟掉這些特性時所披上的品質─便構成了文明。野蠻部族也就指涉少量的個體，在一大片鄉間土地上遊蕩或者稀疏地散布著。而住在固定的居住地且大量集結在城鎮和村落的稠密人口，我們就稱其為「文明開化」。野蠻生活中沒有商業、沒有製造業、沒有農業，或者幾近沒有這些東西；而一個農業、商業和製造業發達的國家，便被稱為文明開化。

這種意義下的文明，理論上來說是任何人類社會都可以藉由充分努力和教育追求的一種狀態，而且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可以根據它們在此面向上的成功來分等第。然而這個標準其實是由西歐所設，「這些要素，」彌爾解釋：「存在於現代歐洲，又尤其以一種更突出的程度，存在於大不列顛島，且是以一種比任何其他時地都更快速進展的狀態存在著。」

這個抽象的文明概念也替西歐帝國主義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替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超過三十年的彌爾，認定文明開化的社會已經爭取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權利，是開發程度較低的社會所缺乏的。這些社會有一個職責，是要幫助沿同條途徑自行往前的其他社會，但就如彌爾在一八五九年所言：「對付蠻族時，假如結果是他們得以進步，那專制就是合法統治模式。」

直到十九世紀都還沒有「諸文明」（civilisations），只有「文明」，而彌爾的看法展現了文明思考第一階段的集大成。對他來說，就算文明還可以切分成小類，也只是按開化程度高低來切分而已。然而，到了他動筆寫作的時候，啟蒙運動所含有的普世主義，以及歷史會恆定進步的這種想法，都被特殊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所取代。有些學者已經開始使用複數的「諸文明」，來描述一個個處在特定地方、有著自身獨特歷史及持久不變特徵的特定人類群體，這些群體本身的發展過程是一種自生的內部過程。

一八二八年，法國歷史學家兼政治人物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在索邦大學（Sorbonne）講了一系列的課，談「歐洲文明總史」。首先，他討論「全人類整體文明」。然而接下來，他卻轉而談起「諸文明」（前述整體文明的個別例子），尤其談他最有興趣的那些早於「歐洲式」文明的例子。其中包括了印度人、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羅馬和希臘人的文明。

它們已經獨具特性：「當我們觀察早於當代歐洲的諸多文明時，」他思索著：「不可能不感覺到它們各自的特徵齊一……每一個文明都像是來自於單一事實，來自於單一想法……而那普遍地主宰並決定了它的制度、它的態度、它的見解有什麼特徵─一言以蔽之，決定了它所有的發展特徵。」舉例來說，奠定埃及發展特徵的就是神權政治，腓尼基的話就是商業。

這些特性使諸文明走上了與基佐自身所處年代「歐洲本質上」的文明相異的路；那種文明由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共享，因為具有複雜性和自由而獨特出眾：「在所有其他地方，單一運作原則的優勢地位都產生了暴政，但歐洲文明要素的多元，以及它們不斷參與的戰事，在歐洲催生了我們今日如此打從心底重視的自由。」在基佐看來，這些多重要素分別是基督教會、羅馬人和繼承羅馬人的「日耳曼粗野蠻族」。

有些人看上了日耳曼、羅馬和羅馬教會，好比說基佐就是。其他人則是在希臘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獨立戰爭（一八二一至一八三○年）中，被歐洲的「親希臘」（philhellenic）支持行動所激勵，而看上了希臘人。一八四六年彌爾自己所做出的驚人聲明，就簡要地闡明了這個想法；他說，雅典在馬拉松戰役中打敗波斯人，是英國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人們常說）歐洲各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它們血緣上的先祖，而是那些使他們繼承最豐厚遺產的先人。即使從英國史的角度來看，馬拉松戰役也比哈斯丁之戰（Battle of Hastings）來得重要。如果那天的勝敗相反，不列顛人和薩克遜人如今可能還在林間遊蕩。

不論十九世紀歐洲知識分子對歷史模型有什麼樣的品味，他們都越來越關注諸文明而不是單一文明，也越來越著重在辨識個別社會固有的文化特質並評比優劣，而不在乎各個社會邁向共同人類理想的進展情況。照這樣來看，文化不只彼此涇渭分明，還有各自的天然發展上限。隨著時間過去，這種看法促使帝國自認有正當理由，去對當時認定差異太大劣性難改的人群施行更嚴苛的帝國統治手段。到了這時候，帝國可沒有什麼天然上限。

當然，區別人群不是什麼新鮮行為，滿心歡喜地發現自己家的特徵客觀來說碰巧就最動人，也一樣不怎麼新鮮。但打造一個人類文化的全面總分類，就是新鮮事了。這種行動受到約莫同一時期出現的另一個流行概念所激勵，也就是人類可以區分成多個「人種」，有著不同的天然能耐和智力，而其演變受到這些先天生理特徵所命定（或者限定）。接著，這些人種又被各種按顏色編排的制度排出高下，其中澳洲原住民被放到最底層，接著是非洲人及東亞人，而歐洲人則在頂端。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為何「西方偽史論者」淪為階下囚？ ｜ 更多文章 ）

＊作者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於牛津大學古代史系，2025年成為劍橋大學古代史講座的首位女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界如何塑造西方：一部交纏、衝突與文明交會的四千年全球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