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雄獲釋後，撰文講述了他在被拘留期間受到的對待，包括詳細描述被剝奪睡眠的過程。便衣警察繼續如影隨形跟著他。二○○六年二月三日，他欲拍下跟監者，反遭他們帶到派出所扣留了十小時，然後，二月四日凌晨將他毒打一頓後才放人。高智晟得知此事後，宣布「接力絕食」以反對迫害和維護人權。
這些大無畏的舉動——公開信和絕食——引來各界注意。高智晟的作法比維權運動裡的其他人所為還要激進，某些圈子裡的人因此擔心他們會激起政府鎮壓，從而使該運動倒退。對丁子霖來說，絕食之舉使她想起一九八九年春，使她擔心再現攸關生死的對抗。二月二十三日，她在給高智晟的公開信中寫道，「每一個維權個案最終得透過法律手段去解決，因此我很難理解您為什麼這樣輕易地放棄律師職業而去從事政治活動。我覺得您把維權活動與政治活動攪到一塊去了。在我看來，把維權行動政治化的作法是不可取的。這會為維權的民眾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自由的空間是靠一分一寸擠出來的，公民的權利是靠一點一滴爭取累積起來的。」隔天，高智晟以公開信回應丁子霖，解釋說他認為接力絕食作法溫和：每個人的絕食都不會超過四十八小時，喝水不設限，沒人得離開家。那不是「群眾運動」。高智晟表示他非常尊敬丁子霖，但對於她說他為了以行動申明個人主張而傷害了他身為律師的角色——他眼中和生命本身一樣寶貴的角色——他不認同。他寫道，中共政權逼得他不得不有所行動，而且使用非法手段逼他。
高智晟和丁子霖就此打住，滿意於讓世人知道維權運動裡意見不同的人能各持己見，能以十足文明的方式表達那些己見。
但「激進」、「溫和」的抵抗路線之辯未止，而且演變為劉曉波兩年後所謂的「惡性紛爭」。他向其維權運動友人示警道，維權運動內部的對立可能變得和中共內部的對立一樣糟。
二○○六年五月發生的一件事，最嚴重加劇激進──溫和路線的對立。五月一日，專門保護受迫害的中國基督徒和維權律師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在其網站上貼文稱「多位著名中國異議作家和維權法律人士本週聚集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題為中國自由狀況高峰會的會議」。這則啟事說余杰、王怡、郭飛雄和維權律師李柏光計畫出席。還有三人受邀——高智晟、張星水兩律師和學者范亞峰——但中國政府阻撓，他們無法成行。
五月二日早上，已來到華府的四人——余、王、郭、李——去華府著名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講。至這時為止，一切順利，至少表面上看來如此。但接著，五月十一日，在白宮和小布希總統的會晤引發爭議。出席者有余杰、王怡、李柏光，以及副總統迪克．錢尼、國家安全顧問史蒂芬．哈德利、另外幾位美國官員、對華援助協會的牧師傅希秋（Bob Fu）。原訂半小時的會晤談了整整一小時。有個要求匿名的白宮幕僚透露，中國大使館在會前發來外交照會，要求布希取消此事。中共政權禁止本國官方媒體報導此會晤，但消息還是透過網路傳入國內，國內的民主運動人士大為振奮。
然後，五月十八日，郭飛雄在網路上貼文抱怨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不得出席和小布希的會晤。照他的說法，五月八日，小布希將接見這些訪美中國人的消息傳出後過了幾小時，全是基督徒的王怡、余杰、傅希秋和另一人抱在一塊向上帝禱告後，做出不該讓郭飛雄出席此會的結論。而且事後才告知他。郭飛雄寫道，王怡向他解釋，「飛雄你搞政治，與民運弄到一塊。我是捍衛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讓你去。」郭飛雄，一如高智晟，屬維權運動裡的「激進」派；余杰、王怡屬「溫和」派。
郭飛雄的貼文在國內外激起激烈反應。此事發生在華府，這醜聞因此有綽號「排郭門」。余杰寫了〈余杰關於與布什總統會面情況的聲明〉，說：
「我和王怡也對會談的性質有著清晰的定位。我們事前向白宮方面表示了如下的意見：此次會談的核心是宗教自由問題，我們會把布什總統看作是主內的弟兄，會談理應是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美好的交通……如果此次會談的性質屬於總統接見中國的民運人士，我和王怡明確表示將婉拒之。」
王怡發聲明證實余杰的說法無誤。但白宮網頁上關於此次會晤的布告，引用了國務院的新聞稿，說「布希總統會晤中國人權運動人士」。
對於此風波，劉曉波最初的看法是遺憾於余杰和王怡排斥郭飛雄。中國境內的反對運動仍在脆弱的萌芽階段，不宜內部爭吵而自亂陣腳。他不想公開發言，擔心那只會火上加油，但這個問題他不得不處理，因為余杰和王怡都是獨立中文筆會的高級職員，劉曉波是其會長。有些人把余、王二人看成劉曉波的左右手，有些人甚至懷疑劉曉波是「排郭門」的唆使者。後來他自責於未更早發聲。他選擇等余杰、王怡返國後，私下找他們談。在劉曉波力促下，兩人寫了給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的道歉信，但事情未就此平息。有些人退出獨立中文筆會，還有人連署了要余杰、王怡辭去筆會職務的聲明。
中國異議人士本就是個性執拗之人。不是這種個性的人，不會和凶惡巨大的政府對著幹。看到他們眼中不對的事，他們往往無法置之不理；他們根據原則評斷事理，一絲不苟，有時不在乎自己所為給自己和他人導致的代價。這種不妥協的作風，用在對手上，有時也用在民主運動裡的「自己人」上。事實上，比起外人所加諸的大大不公，身邊人所加諸的小小不公，有時刺傷人更深，激起更強烈的反彈。具貶損意味的話語出現。可能會有激進派分子把溫和派分子歸類為「投降主義者」；可能會有溫和派分子對激進派分子說，「你的作風像個小共產黨人！」由於政府派臥底滲透，幾乎每個人都能指控其他幾乎每個人為「間諜」。這種懷疑任何人都可能是間諜的心態，可能扯整個維權運動後腿。
八月十五日，「排郭門」事件仍沸沸揚揚時，高智晟在中國被捕。劉曉波和丁子霖又寫了一份公開聲明邀人連署。這份聲明回顧高智晟所投入的幾件維權大案，強調他為大受迫害的法輪功辯護之事，要求當局保證尊重高智晟在獄中該有的權利。許多人連署。有些人覺得此聲明太溫和，而這一意見的分歧儼然要加劇激進──溫和兩派的失和——就某些方面來說，激進──溫和兩派的失和，正漸漸演變成海外人士和國內人士間的對立。有些海外人士認為不該排除暴力手段和推翻中共政權這兩個選項。這類看法出現在「自由中國論壇」網站上，八月二十四日，劉曉波在該網站刊出〈希望國內維權遠離境外的暴力或者政變煽動〉一文回應。該文開頭說：「凡是在國外唱道德高調的，凡是在國外鼓吹暴力和政變的，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在客觀上都可能惡化國內維權的處境，如若國內的人加入到境外鼓吹暴力和政變的行列，確實是危險的。」幾天後，劉曉波進一步闡釋此看法，而有〈回應呼籲國內「見壞就上」的高寒〉一文。高寒是異議圈子的老將，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一九七○年代被當成「現行反革命」入獄，一九九一年起流亡在外。「排郭門」事件期間，他把劉曉波稱作「溫和派」，並質疑他的看法，說若非有激進派在前頭替溫和派擋住壓力，溫和派受到的打擊會更重許多。劉曉波回道：「現在，已經是凌晨三點，但我家的樓下仍然有警察站崗，我的人身自由仍然遭到野蠻的限制」。劉曉波指出，人有時未經細究就認為較激進的人，只因為較激進，道德就較崇高。他說，這個看法就和認為留在國內抵抗當道的人在道德上比流亡海外的人崇高一樣謬誤。
他這篇寫於凌晨三點的文章呼籲各方不要再自認具有「道德優勢」。他說自己決定留在國內「與其說是出於英雄情懷，不如說是出於面對六四亡靈的懺悔和贖罪」。至於流亡海外：
「常常是無奈的被迫選擇，包括高寒在內的許多人，是在坐了多年大牢之後被迫流亡的。所以，在國外從事民運事業，除了免去國內人士的恐怖環境之外，所面臨的其他困境並不輕鬆，其生存的保障和事業的拓展，甚至要面臨比在國內還要棘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許多人是在國內已經付出過巨大的個人代價之後才不得不選擇流亡的，誰也沒有資格在這些人士面前唱道德高調。」
他也以同樣的苦口婆心勸流亡人士理解留在國內者所冒的風險，勿冒進而把情況搞得更糟。他勸他們在搞任何不著邊際的「大事」前，先徵詢留在國內者的意見；勸他們負起劉曉波所謂的「責任倫理」，也就是，「〔首先〕，在操作上盡量把其他參與者的風險降到最低；其次是爭取得到具體的實效性成果，哪怕僅僅是有限的不盡如人意的成果。從而形成民間維權的小步走不停步的漸進式擴張。」
劉曉波因其漸進式路線所招來的批評沒斷，尤其是來自流亡人士的批評。急進vs.緩進的內在邏輯似乎不利於他。既然這兩種作法的目標都是打掉可怕的獨裁體制，急進怎麼不是較好？證明己說有理的責任似乎落在主張緩進的一方。劉曉波覺得境外某些批評他的人，儘管的確知道人民可能被政治冒進波及而受苦受難，卻未理解冒進可能還未鞏固既有的暫時成果，就毀了該成果。 （相關報導： 日本民團舉辦「紀念六四、劉曉波集會」 日港西藏人權運動者齊聚哀悼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吳大志（Wu Dazhi），劉曉波長年友人。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