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觀點：從中研院院長改選到諾貝爾願景─台灣科研為何始終無法突破？

中研院新任院長遴選才剛啟動，台灣科研長期積累的焦慮便再次浮現。這個被視為台灣最高學術自治象徵的殿堂，每逢改選，總難完全逃開政治影響。行政訊號、派系傾向、制度之外的期待與擔憂，都讓學術本位不得不退後。許多具國際能量的學者不是不願競爭，而是不願捲入政治角力，這種現象本身，便是台灣科研結構性問題的寫照。

幾乎在同一時間，賴清德總統出席「2025年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時，宣布啟動「333諾貝爾計畫」，再次喊出「台灣要努力孕育諾貝爾獎得主」。領導人宣示願景固然重要，但科研不會因為一句話而改變軌跡。美國、歐洲、日本之所以能孕育諾貝爾獎得主，不是因為政治人物喊話，而是因為他們的政府提供了研究者最關鍵的條件：穩定制度、長期資源、充裕時間、與不被行政瑣事切割的研究優先。

在這些國家，研究者不需要被行政工作切割成碎片，也不必為不斷更新的教資評鑑與格式規範奔忙。研究是真正的工作本體，不是行政縫隙中的奢侈。計畫經費能跨越政府任期，不需擔心因政治更迭而腰斬。博士生受到完整訓練，而不是被變成庶務人力。當制度能保護研究者，成果便會自然長出；當制度迫使研究者疲於奔命，再多願景也只是惘然。

台灣科研真正的困境，不是人才不足，而是制度壓抑人才生長；不是沒有熱情，而是熱情被制度耗盡；不是研究能力不夠，而是整體環境不允許時間、自由與長期累積。從升等制度到研究審查，從行政負擔到年度產量壓力，研究者能投入深度研究的時間始終被分割。

教育部升等制度長期偏好短期成果，大學專任教師四年即可申請升等，這種制度引導研究者避開高風險與長周期冷僻題目，轉向短期內「看得見」的研究方向。研究者不是不願突破，而是制度不允許他們承受必要的失敗。深度就這樣在制度性壓縮中不斷被削弱。

台大、清大、陽明交大在國際排名逐年後退，被中國、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學超越，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多年制度偏差的必然結果。台灣的大學升等制度長期偏重文章數量，而教學品質、研究深度、與影響力較次。因而，助理教授為了升等，不敢做深度研究；副教授為了升正，只能追求短線成果；正教授為了維持研究室，也必須維持產能。制度傳遞給學者的潛藏訊息只有一個：突破不重要，穩定論文產量，方能申請到研究計畫和經費。這套制度讓研究者避開困難題目、避開高風險研究、避開長期計畫，也因此避開真正能提升國際地位的研究。科研不是工廠，但制度卻把學者變成了產線工人，國際排名自然逐年下滑。

學術文化的斷裂最明顯地反映在論文代寫市場的興盛。從資料處理、統計分析到整篇論文代筆與投稿，一條龍服務已成為產業鏈。這並非個別事件，而是制度腐蝕的結果，而最理解台灣學術困境的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教授，也曾毫不迴避地指出問題核心：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硬撞南牆不回頭 ｜ 更多文章 ）

「台灣學術界只要繼續讓造假與代筆橫行，就不可能有諾貝爾獎得主。」

這句話不是情緒化的指控，而是對結構問題的冷靜診斷。當升等制度獎勵數目而非深度，當學術文化默許捷徑，當研究者仰賴論文輸出以維持生存，真正做深度研究的人反而成為弱勢，而弱勢者永遠無法抵達世界級成果。這句話之所以有力，是因為它指出的不是單一缺陷，而是一整個生態的崩壞。

台灣教授的新制薪資在國際比較中相對偏低，許多助理教授、研究員與副教授本薪難以支撐研究壓力，只能依賴研究計畫來補足收入。然而，研究計畫的審查文化又充滿政治風向、派系力量與審查委員個人偏好。原本應以專業為主的制度，實際上卻成為另一場角力。於是，研究者一天的時間往往分成兩種: 一部分用來處理行政，一部分用來「求生」。

為了讓研究室繼續運作，學者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撰寫計畫書，迎合審查委員偏好，處理繁瑣報告，應對突如其來的審查規範。真正留給研究本身的時間，反而成了最奢侈的部分。薪資低讓研究者無法安心，計畫審查又讓研究充滿風險。在這樣的結構下，要研究者做出世界級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博士班報考下滑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少子化與高教環境惡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大學系所普遍招生困難，碩士班學生只想早點畢業、早點就業；博士班更是乏人問津。對年輕人而言，博士畢業後能取得大學教職的機會極低，就算留下來進行研究，也缺乏穩定資源與保護時間 (protected time)，在制度縫隙中難以長期生存。科研體系自然無法留住人才，博士訓練遂從精英路徑變成青年最不願投入的領域，人才斷層也因此加速擴大。

台灣目前科研生態形成一條封閉而殘酷的循環：沒有計畫就沒有經費；沒有經費就沒有成果；沒有成果就無法升等；升不了等就必須離開學術界。研究因此不得不朝短期化、低風險化與可預期化前進。制度要求快速、可量化的成果，研究者就只能提供快速、可量化的研究。真正重要的題目往往需要耐心與時間，而制度正是把這兩樣東西抽走的始作俑者。

陳培哲院士表示: 20年前政府就曾要推動培養諾貝爾獎的人才，在國科會裡面設立攻頂計畫，一次給予5年充裕經費，而且開宗明義，攻頂計畫就是要培養爭取諾貝爾獎的人財，然而20年後仍是一片荒蕪。現任中研院廖俊智院長認為，台灣要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需要非常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四件事包括，1) 長期穩定基礎科研經費的投入；2) 研究中若出現不同方向也要鼓勵研究人員勇於嘗試；3) 容許研究出現失敗情況；4) 減少如政治社會經濟等外界干擾，讓研究員專心做研究。

台灣並非沒有世界級人才。以台北榮總陳亮恭教授為例，他曾入選史丹福大學利用 Scopus 編制的『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也曾在其所屬「高齡醫學」領域全球排名位居第一。這證明其發表與引用數據在台灣已屬頂尖水準。雖然這樣的排名強烈反映其研究影響力，但從學術制度與突破性成就的角度來看，距離典型的諾貝爾獎得主所需的『長期研究突破與領域引領』仍有一段距離。

單一學者的卓越，無法彌補制度的缺陷。缺乏長期經費、穩定架構，與跨十年研究的制度性支撐，即便有優秀人才，也難以累積到足以孕育重大突破的深度。科研成果從來不是一個人燃燒出來，而是整個制度托住群體所累積的結果。

日本、美國、歐洲與加拿大之所以能持續孕育頂尖成果，是因為科研預算從來不是政治分配工具，而是國力投資，是文明運作的基礎。他們可以讓研究者專注於一個題目十年甚至更久，而不是一年追一次績效，更不會為迎合而調整研究方向。

台灣科研走不出困境，最大的瓶頸不是研究者，而是制度是否願意支撐他們。科研需要完整時間、自由探索與穩定架構，更需要持續而豐沛的經費—沒有資源，研究永遠走不到真正重要的地方。

世界主要科研強國早已明白：科研不是裝飾，而是國家實力的根本。台灣若願意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科研，突破成果自然會在長期累積中出現。如果制度不改，研究者還被迫在行政、預算與政治風向之間求生，一切願景都只是政治語言。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硬撞南牆不回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