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旦：「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曹操曾經在《短歌行》中寫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劉邦打敗項羽後，大宴群臣時說：「此三人者（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自古以來，文人是安邦定國的寶貴資源，也是先知先覺、推動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學而優則仕是大部分文人的理想信念，金榜題名、出將入相才算完成自己的使命，就算不能居廟堂，也要以天下為己任。范仲淹曾經說過：「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近代以降，原先學醫的孫中山、魯迅看到國家落後、民族不振，先後棄醫從文。
中國文人最好的年代
當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社會分工，一部分掌握大量生產資料的人率先可以從社會勞動中解放出來，專門從事文化藝術，文人自誕生以來就是為政治經濟服務。先秦時期，國家取士一般按照世襲制和食客制，漢代有了由地方逐級推薦人才的察舉制，曹魏時期，陳群創立了九品中正制。在吸納和改進了前朝的選拔人才制度後，隋煬帝開創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科舉制度。一千多年來，它用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讓除了商人以外的社會各階級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為歷代輸送了大量股肱之臣。
科舉制度對不少文人來說是實現理想的一塊敲門磚，後來科舉制度的八股取士早已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就算成功進入官場，提出的政策也要引經據典，萬般不離祖宗之法，這恐怕不是屬於文人最好的時代。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 中國人才輩出的年代大都在亂世，春秋戰國時期有百家爭鳴，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場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相反國家統一、沒有戰事，中央集權必然得到加強，思想文化領域也會嚴控，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文字獄也就來了。
而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有幾十個，每個國家都可以奉行自己的意識形態。為了富國強兵，佔據優勢，各國都需要延攬人才，按照現在話來講：任何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當年也是如此。人才的競爭，不可避免地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繁榮，所以有了諸子百家，他們都希望自己的思想找到一塊試驗田。
春秋時期，除了思想文化的繁榮，人才的流動也是不受限制的，今天比起來都有些自歎不如。孔子的仁愛思想在自己的祖國不受重用，他於是帶著弟子周遊列國，推銷儒家思想。這樣的例子其實很多，伍子胥是楚國人，但是他受到吳國國王的重用，呂不韋是衛國人，卻成為了秦相。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謀士如果沒有受到重用，也可以拂袖而去。
當時的這些思想家和謀士不會像今天一樣污蔑為不愛國或叛徒，他們和今天在不同公司之間跳槽無異，不過是希望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畢竟當年的諸侯國和割據政權，還是華夏一家。若是說這些人太投機，忠誠度低也不見得，曹操故友陳宮，因為曹操的殘忍棄他而去，後來到了呂布帳下，呂布被降後，他本可以向曹操服軟保一命，卻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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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的文人比起和平年代的文人，不僅在思想上更自由，也保住了文人的氣節，這還不是最好的時代嗎？
中國文人的毛遂自薦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很多時候，中國文人要遇知音，也需要毛遂自薦，畢竟酒香也怕巷子太深。
毛遂自薦的方式很多，有高下之分。下者，不管對方何種需求，強行推銷自己，遇到來者不拒的豪門，勉強延攬為門客，最起碼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如果沒有超群的本領，很難有出頭的日子。中者，在對方最需要某種人才的時候，找準時機，展現自己。歷史上，這類成功人士也很多，比如被譽為中華廚祖的伊尹 ，他原是有莘國陪嫁奴隸到商湯那裡的廚師，但是他有遠大抱負，不甘作奴隸，於是利用向商湯進食品的機會，向商湯分析天下形勢。商湯很欣賞他，便取消了伊尹奴隸身份，並提拔為「阿衡」（相當於宰相）。上者，通過別人在適當時機來推薦自己。歷史上，徐庶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才有了後來的三顧茅廬。韓信因為在項梁帳下沒有獲重用，投靠了劉備，但是很長時間內是管理倉庫的小官，後來遇到蕭何，認為他是將才，大力向劉邦舉薦，終獲重用。
由此可見，文人的圈子還是很重要的，通過別人來推薦自己會更有說服力。今天的中國，作家有作家協會，美術家有美術家協會，如果你進不去的話，只能算是一個不入流的作家和美術家，很多機會也會與你失之交臂。
中國文人的艱難抉擇
今天我們熟知的唐詩宋詞大家，諸如唐宋八大家、李杜、小李杜，他們基本上都有做官的經歷，也幾乎都有政治失意時期。韓愈曾經被貶為潮州刺史，柳宗元相繼被貶永州、柳州，李白晚年流放夜郎。
文人入仕後，幾乎都會有內心的掙扎，面臨艱難的抉擇。天下畢竟不是聖賢書上描述的那般大同，當朝廷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該站在哪邊？當眾人皆隨波逐流順應潛規則，你還能清醒堅持正義嗎？當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了衝突，又該如何抉擇呢？
當我們知道這些兩難，也許就能理解唐詩宋詞裡那些壯志難酬、賢而被疑、忠而被謗的愁緒了。
為了愛惜自己的羽毛，入仕後的文人也許可以像陶淵明那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抑或是仿效竹林七賢縱情酒色、放蕩形骸。可是他們的歡樂縱情外表，恐怕難以掩蓋壯志難酬的哀傷。
出身東晉望族的陶淵明也許可以不為五斗米向鄉里人折腰，那些出身平常百姓家，又不事生產的人，如何能保持這樣的氣節呢？文人自古以來幾乎都擺脫不了為政治服務的命運，這是悲哀也是無奈。
最近一位澳洲華裔作家，因為涉嫌間諜罪，被中共逮捕。翻開他的簡歷，正如他的間諜小說一樣，充滿了傳奇。他2000年以前在中國體制內和外資企業工作，2000年加入澳洲國籍，自稱民主小販，在中國網路上宣揚民主，影響力不可小覷。他不僅在海外民運中有影響力，也經常結交左派人士，甚至娶了一位極左老婆，他的政治立場令人琢磨不定。
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2014年12月他還被任命為了國際新媒體合作組織主席，此組織成員單位多為中宣部投資或者直接控制的海外華文媒體。
據一位自稱和楊認識的人在推特上說：「楊曾經和他炫耀說他在微博上有幾十萬粉絲。」 他不服氣說：「有一天牆倒了，我的粉絲肯定比你多。」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楊是不少文人歷史宿命的一個典型。楊也許真的內心嚮往民主，希望成為喚醒民眾的精神領袖，但是他又不敢公然得罪朝廷，如果進了黑名單，他很難再去影響那可觀的十四億市場。
楊的微博曾經在十九大期間被封，此後他幹起了代購的生意，還開了培訓班，不難發現這是他為了維持生計。楊出事後，受到很多海外民運人士的攻擊，但是很多外海民運人士也經常陷入騙捐的醜聞。
這個世界也許真的有很多無奈，如果我們不能適應環境，也許可以改變自己，改變不了自己，可以嘗試改變環境，如果都做不到，那真的要找個世外桃源過自給自足的生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