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觀點：現階段兩岸關係的積極與消極因素

在2016總統大選選舉結果底定之際，也標誌兩岸關係走向另一個新的開始，即便北京也認識到政黨輪替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中已是常態，然而如何在「現有的」或「既有的」政治互信基礎上爭維繫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並且共同管理未來兩岸可能出現的風險，顯然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與原則。這可從選後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的調性與高層領導人的講話中得到解釋。

深刻地說，雖然民進黨與北京當局依舊欠缺政治互信，但是未來兩岸關係仍存在值得期待的積極因素。

首先，歷經八年來的經濟社會文化的交三流，現階段的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度廣度、質與量的內容已和扁政府執政時期不可同日而語。簡言之，兩岸經濟關係已從所謂追求交通成本便捷性的「狹義三通」，走向了加速生產要素移動自由化的「廣義三通」，因此不僅要擴大兩岸交流的外溢效果，更要共同治理延伸而來的外部性問題。這種不可逆轉的現象與客觀事實，不會因為台灣政治現實的轉變而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兩岸的領導人也都有相同的認識與認知。

其次，雖然民共在兩岸政治定位仍未有一制性的共識，但目前為止仍務實靈活留有餘地，不把話給講死說絕。就賽局理論而言，雙方最佳的選擇有時就是彼此的損失最大的結果，為了讓整個賽局有意義的延續下去，進而在未來願意合作且獲利，「不能讓對手一無所有」就是初期互動的重要認知，特別在雙方欠缺足夠的信任基礎下。此外，無須追求「一次性」或「最終處理」模式解決複雜的問題，而是採取「漸進」模式，同時尋求「雙方雖不滿意，但是都可接受的『次佳方案』」的態度，才能在顧及雙方的立場與得失之間解決爭議。兩岸政府經歷了不同時空與多回合的博奕後，對於建立上述的互動模式至少已有了初步的概念與操作的方式。

如果雙方都認知兩岸互惠依存的客觀事實，同時也認識到必須建立合理的互動關係並逐步累積信任基礎，現階段兩岸關係的消極因素究竟是什麼呢？主要是北京與台北的戰略選擇有所不同，因為，雙方存在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之間的本質差異。

對於北京而言，九二共識不純粹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默契如此簡化而已，其政治價值與意義至於台灣政局轉變之上，已經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條件：九二共識是維繫兩岸關係最低的政治底線與信任基礎，亦是詮釋現階段兩岸分治的典則。在此基礎上，北京希望民進黨可以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正面且清晰回應，務實靈活的作為在於「可不用九二共識之名稱」，但原則性在於「必須面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或是「兩岸關係是國家的內部關係而非國際關係」。顯然地，戰略清晰是北京選擇的道路。

對於民進黨而言，中華民國憲政體系維持現狀之說的本質就是某種「建設性的戰略模糊」。一方面區別了台獨黨綱的清晰但不穩定的路線，同時也在「台灣前途決議文」處理「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的基本立場中，逐步尋求建立「台灣與世界」以及「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兩組關係的政治論述。平心而論，這也是民進黨長久以來最薄弱的部分，因此民進黨只能亦步亦趨謹慎為之，深怕陷入路線之爭或因為空洞引發外界批評。

因此。「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說，盡量包含兩岸關係論述中的各種可能，維持現狀意義也在於展現民進黨希望成為「兩岸關係負責任合夥人」的善意。但為了避免內部爭議導致直接衝擊其合法性基礎，民進黨刻意在兩岸政治定位與兩岸政治關係選擇了「戰略模糊」的路徑，從而引發北京的疑慮。北京質疑所謂的維持現狀顯然是「維持選擇台獨可能的現狀」，否則在「憲法本文」或「九二歷史事實」的抽象意義中何需增加「憲法增修條文」或「大法官釋憲」這種保留變動現狀可能的說法呢？

很明顯的，現階段兩岸的爭議來自於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路徑差異，在民共欠卻政治互信的現實中，此種困境必然會被刻意放大，這可從王毅與張志軍近期談話的氣氛與解讀的情境中得到說明。怎麼辦？嚴峻考驗著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特別是即將執政上台的民進黨政府。 （相關報導： 洪奇昌：520後兩岸關係將和平但冷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