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中心／基隆報導
六十年前的現在，一股熱流，一股新聞自由的熱流，在仍然實行嚴格新聞管制的中國奔騰。美國報紙主筆協會（ASNE）代表團，根據國會通過的議案，遊歷歐亞，籲請各國將新聞自由列入戰後和平條約，三月二十八日到達中國。三位先生，團長福勒斯特（Wilbur Forrest）來自《紐約先驅論壇報》，麥吉爾（Ralph McGill）是《亞特蘭大憲章報》主筆，亞更曼（Ackerman Carl William）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務主任。他們在戰時首都重慶拜訪高官、參觀報館和大學新聞系，馬不停蹄，驚訝地發現各界同聲贊許新聞自由。但在這一敏感的話題之下，不同政治力量也在唇槍舌劍地角力……
「記者執筆寫此文時，心情非常興奮。」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大公報》社評《歡迎新聞自由！》，開篇就禁不住由衷的喜悅，「歡迎他們三位，是歡迎新聞自由的傳教士，也就是歡迎新聞自由！」
曾獲「密蘇里獎章」的《大公報》毫無保留地支持新聞自由，借此時機嚴詞抨擊「秘密政治」：「坦白地說，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文化，並首先發明了印刷術，但從來沒有過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社評歷數「偶語棄市」、「焚書坑儒」、「為尊者諱」等黑暗往事，寫道，「政府高壓，士人自諱，在這雙重的枷鎖之下，自然更不會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產生。」
《大公報》認為，「實行新聞自由的途徑甚為簡單，就是在國內要取消新聞檢查制度，在國際間要彼此採訪自由」。
社評說：「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已一再表示放寬新聞檢查尺度，這是很賢明的。我們就希望這賢明的表示能得到賢明的表現。」
在《大公報》社評《歡迎新聞自由！》見報的第二天，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發表國民黨中宣部新聞處長馬星野的文章《中國言論界的自由傳統》。
（《大公報》、《中央日報》社評和馬星野的文章）
「昨讀某報，有『中國有四千多年文化，卻從沒有過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及『中國自古以來就統制思想，干涉言論』，似乎與歷史事實略有出入」。
馬星野舉出「詩三百篇」、「春秋」等諷諫政治、伸張民意等例子，還徵引宋朝皇帝下令限制當時「邸報」的新聞發佈自由，遭到言官批評的史實，證明「言論界之自由與獨立，乃是中國最可寶貴的傳統。」
馬星野說：「我們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四千年來一貫的民本主義精神，一貫的反對暴君，一貫的尊重清議，一貫的有是非善惡，如果我們一筆抹殺，以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是舶來品，這種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三十六歲的馬星野畢業于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他的文章，看似批駁《大公報》，實乃雙刃劍。那四個「一貫」，表明國民黨內要求新聞自由的聲音也在高漲。
(馬星野是國民黨內有自由傾向的新聞官員。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時，曾寫系歌：「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喚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鍾」——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提供)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評，題目就是《擁護新聞自由》。社評用奇特的論據，證明中國人民也許更懂得新聞自由的價值。
「中國人是先天的愛好和尊重言論自由的。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中國人對於語言文字有一種最高的愛好。據說倉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說，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在顫慄了」。
社評為戰時新聞檢查制度辯護，也批駁「中國統制思想」的說法是「謠傳」，但卻闡明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一，承認消息意見自由交換；二，一切印刷品、電影、廣播，都可採用；三，國家和個人不得壟斷新聞；四，不得歧視新聞來源、不得侵犯表達意見的自由、不得為新聞交換設置政治、經濟、技術或法律的障礙、不得在平時檢查新聞（除不潔和造謠者）。
福勒斯特等人四月二日受到蔣介石的接見。中央社報導「美國新聞界代表團晉謁蔣主席報告任務」，「暢談約一小時，始興而出」，談了什麼？欠奉。
我查到這次談話的記錄，載於一九八四年（蔣逝世後第九年）由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輯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該書記錄「委座」的談話：「余對新聞自由之原則，甚表贊同。」
引起我注意的：一，福勒斯特談到「現在蘇聯對外宣傳，至為積極」；二，亞更曼建議蔣大力發展廣播，作為防禦外來宣傳的武器；三，麥吉爾認為「中國政府讓中共說話之機會太多」，「似應在中外報紙披露中共種種事實，使中外人士明瞭中共之真相。」四，蔣介石斥責：「中共之一切宣傳，皆為虛偽的、欺騙的」。
國民黨方面的記錄，可能突出了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但偽造的可能性不大。這份記錄當時顯然沒有公佈，否則將是中共抨擊國民黨的重要證據。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關於蔣介石接見美國新聞界代表團的記錄）
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美編輯人協會代表團在渝 倡導新聞自由各國政府不得壓制人民的輿論》的消息。報導提到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表示中國政府將「逐漸放寬檢查」。在這一句後特別加了編者按：「去年秋國民黨當局曾宣佈放寬新聞檢查尺度，而事實上是壓迫人民言論較前更厲害了」。
其實美國客人也有親眼見證。四月一日，麥吉爾在參加重慶復旦大學新聞自由座談會後，晚上訪問中共的《新華日報》，看到一件被刪得支離破碎的送檢稿樣，十分驚異。
倏忽一周，客人要走了。他們的最愛，顯然是《大公報》。他們曾有正式拜訪，曾和《大公報》記者把酒做「心的對話」（heart to heart talk），到了臨行前的晚上，從官方晚宴出來，意猶未盡的麥吉爾第三次到《大公報》，和總編輯王芸生話別。
王芸生正在寫次日的社評《送別新聞自由的使者》。「嘉賓遠來，而輒離去，我們實不免有依依之情……」
社評寫道：
要自由，要民主，一個字就是「真」。真是最可靠的。真是最美麗的。惟有真才是是非善惡的最高評判。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把真相公開了，就毫無危險，就能夠趨吉避凶，一切是坦途。新聞自由，就是求「真」的鑰匙。
社評寫道：
敢說，敢做，敢承當，是自由人的風度；敢記，敢言，敢負責，是自由報人的作風。
(一九四五年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的學生。美國新聞代表團造訪該系，三代表為陪伴左右的學生們的熱情所感動，當即人捐美金五元，徵獎學生的最佳新聞作品——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提供)
「我們願意真實而勇敢地講出一句話：中國歷史上尚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但老大的中國正在新生，正在向自由與民主的前途新生。我們相信新聞自由一定能在新生的中國裏實現。」
「此時已在深夜，真摯而勇敢的麥吉爾先生又來到本社，與本報同人乾杯道別。行矣！真摯而勇敢的朋友們，再見，在新聞自由的世界中再見！」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舊聞記者》（中華書局，2015）。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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