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我來北京時，改革家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已全面實施。不過，在1994年8月，若我當時能寫下2018年的中國現實模樣，人家一定會把我當瘋子。然而，中國尤其在過去10年裡追趕西方的那種讓人嘆為觀止的速度，我即使做夢也不會想到。西方和中國之間曾長期存在一種力量平衡：西方擁有技術，中國人擁有大市場，並是世界工廠；他們對我們產品的模仿在很長時間裡不能對我們構成威脅。
中國人只能抄襲？西方別再自欺欺人
時過境遷。中國人自己現在也走向創新。他們以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等多功能手機支付軟件在金融、銀行體系發動了一場革命；華為手機之先進不亞於蘋果，在全球的銷售量超過iPhone；上周，中國探測器「嫦娥四號」在月球背面登陸，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做到過；在中國，電動公交車早已普遍，在德國，還只是一種示範項目；涉及人工智能，中國亦絕不落於他人之後。
我們驚問自己：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純粹是掉入了自以為是的陷阱。我們的確曾相信，中國人只能抄襲。這種設想， 現在必須承認，當時就有點兒幼稚。14億人口中早晚會出現大量富於創意的年輕人，否則，實在難以想象：剛出現有利的框架條件，創新大潮便接踵而至。
歷史上，中國就曾是創新國度
這一點讓我們而不是中國人吃驚。因為，他們對他們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西方人視中國的落後為常態，中國人則認為那只是暫時的疲弱。歷史上，中國曾經濟上強盛、具創新力。在經歷了150年衰敗、不幸和挫折後，它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慣常的水平。1820年代時，中國的經濟尚佔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國人眼裡，以鴉片戰爭、殖民主義的外來統治和日本入侵為標志的「百年屈辱」只是暫時現象，並將一去不復返。
有關當年受挫的原因，人們今天已不再王顧左右而言他。西方當時之所以能奴役中國，原因在於中國皇室的剛愎自用，以為自己是世界大佬，並認為，完全不需關注正在歐洲興起的技術進步。中國深信，自己天下無敵。由此，大清王朝忽視了工業革命，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改革派人士受到處死威脅，被迫離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無法治理，幾近分崩離析。遲至40年前的1978年12月，這個國家才重又向世界開放。
對目前統治中國的政治家，人們盡可以提出批評。不過，人們無法指責說，他們沒有密切關注國際間的技術競爭。他們採取了各種措施，以迎頭趕上，並在某些領域甚至領先他人。因為，他們吸取了曾有過的慘痛教訓。
德國的上升也起始於模仿
作為第一步，模仿者得到支持，他們在所模仿的東西裡加入為本國市場量體裁衣的新元素。由此，從即時通訊應用軟件Messenger-Apps中可以演變出微信應用軟件和美團這樣的遞送服務等多功能平台，可用以定購機票和看病日期，等等。它正是美國風險基金企業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陳梅陵所說的那種「我們生活的遠程服務」。
順便指出：很長時間裡，人們忘了，德國也曾模仿過英國人的火車頭，「德國製造 」是英國人想出來用以標志廉價的德國仿製品的屈辱性稱呼。在工業技術上，德國人當時毫無資本。中國則在數百年時間裡是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國度之一，有造紙、瓷器、黑火藥和指南針等發明。因此，我們應盡快拋棄那種「萬人一律的螞蟻民眾」的偏見，根據這種偏見，螞蟻民眾在沒有自己意願的情況下實現計劃目標，用廉價仿製品淹沒西方。在1980年代，西方也曾對日本使用過這種陳詞濫調。
中國的進步越來越基於其創新頭腦。或許中國人的設想似乎很快就會給人類的發展打上深深的烙印。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創新力竟然在一個威權國家裡爆發。不過，很明顯，至少對創新來說，自由度已經夠大。
因為，人們可以命令抄襲模仿，但不能命令創造力和創新精神。如今已經清楚：每過一天，中國人都更少一些對西方技術的依賴；而西方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卻不會更少一些。大眾公司董事局主席這些天點出了要害：」大眾的未來取決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