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香港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民海（阿海）在泰國神秘地「人間蒸發」，其他三名店員亦在深圳失蹤。據他們的親人及合作伙伴披露，懷疑他們是因為出版和銷售「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禁書」，而被北京當局動用秘密警察抓捕。
阿海擁有瑞典國籍，在泰國度假，仍不能倖免於中共之黑手，更不用說其他幾位家眷在深圳的香港人了。泰國警方、瑞典外交部以及香港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並與中國執法部門接觸，卻始終不得要領。該案表明，中共為了捍衛其「核心利益」（習近平執政以來，「核心利益」不斷延伸，涵蓋了領導人的「面子」），可以踐踏普世價值，進而漠視國際法。不僅香港是其為所欲為的「新殖民地」，泰國、柬埔寨、越南等週邊國家也成為中國警察隨意進出抓人的「凖殖民地」。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對香港的「禁書」出版和銷售採取封堵及恐嚇政策，包括以下種種手段：中資的連鎖書店不銷售某些「禁書」、以高租金逼迫「二樓書店」往更高樓層搬遷、在海關加強對陸客購買的港台書籍的檢查、通過第三方找出版者和作者談話甚至許諾以重金收購書稿。涉及六四內幕的李鵬日記在上市前夕被封殺，即為一個典型例子。
到了習近平時代，則直接動用警察和司法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嚴懲在香港經營「反動」書刊的人士。這些人士從事書刊出版和銷售，符合香港法律，卻被以中國內地的法律治罪。比如，計劃出版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出版揭露中國政經內幕的雜誌的王健民等人，都因踩到這道肉眼看不見的「紅線」而被判重刑。
桂民海案則預示着習近平對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打壓進入新的階段。此前，在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共曾動用便衣警察或收買當地警察，綁架民運人士回中國判處重刑，如王炳章、彭明等人。這些人從事顛覆中共政權的活動，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如今，同樣的手段用在像桂民海這樣的書生和商人身上。
桂民海不是政治活動家，而是學者兼商人。二零零五年秋，我赴德國柏林參加國際筆會年會，與桂民海相識。桂民海告訴我，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八十年代末赴歐洲留學，獲哥德堡大學博士學位。我把新作送給他，他也送我剛剛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我對近代西方的航海歷史以及海洋文明與民主制度的關係頗有興趣，那幾天跟桂民海有很多討論。後來，我們在香港還相聚過。再後來，聽說他長居香港，從事「禁書」出版。
香港成為「禁書」基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首先，這是中共對言論自由高壓的結果。沒有選舉權的中國民眾長期存在「信息（尤其是高層政治內幕）匱乏症」，陸客到香港旅遊，除了買奢侈品和奶粉，一般都會購買政治議題的「禁書」。其次，香港是一個出版自由的社會，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一個人就可以註冊一家出版社，「禁書」出版成為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事業（這也使得「禁書」出版魚龍混雜、整體質量有待提升）。
不到十年時間，桂民海在香港的「禁書」行業做得風生水起，盤下了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銅鑼灣書店。這也正符合我對他的印象：他的身上有一種可以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的江湖氣，投身商海，一定能有所成就。
此次阿海出事，或許與他是獨立中文筆會和「深青社」成員有關，他的多重身份讓國安系統高估了他的「危險性」。獨立中文筆會的標誌性人物是前會長劉曉波，筆會諸多會員身陷牢獄，其敏感性自不待言。而「深青社」這個知名度沒有那麼高的組織，亦被中共當作眼中釘，中國極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曾刊登一篇名為《揭秘「深青社」國際秘書桂民海其人》的長文，認為二零零二年末創立於深圳的「深青社」，自稱是「從事編輯、出版、寫作、學術研究的公共知識分子自願締結的非政府、非政黨、非贏利、無國界組織」，其實背後卻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並直接點名「揭露」阿海的「真面目」：「『深青社』國際秘書書桂民海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外民運人士，並且是為歐盟和聯合國某些旨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機構工作的海外民運人士。」這樣赤裸裸的告密和誣告，可能也是阿海遭遇飛來橫禍的原因之一。
桂民海出事之後，香港出版界出現人人自危的寒蟬效應，香港的出版自由面臨滅頂之災。銅鑼灣書店的厄運，是香港的厄運，以及所有熱愛言論自由的人的厄運。我們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相關報導： 銅鑼灣書店老闆員工「被失蹤」？香港警方已介入調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