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香港出版人何以成為國家的敵人?

2015-11-22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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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民海經「禁書」書店─銅鑼灣書店。(取自書店官網)

桂民海經「禁書」書店─銅鑼灣書店。(取自書店官網)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香港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民海(阿海)在泰國神秘地「人間蒸發」,其他三名店員亦在深圳失蹤。據他們的親人及合作伙伴披露,懷疑他們是因為出版和銷售「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禁書」,而被北京當局動用秘密警察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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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海擁有瑞典國籍,在泰國度假,仍不能倖免於中共之黑手,更不用說其他幾位家眷在深圳的香港人了。泰國警方、瑞典外交部以及香港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並與中國執法部門接觸,卻始終不得要領。該案表明,中共為了捍衛其「核心利益」(習近平執政以來,「核心利益」不斷延伸,涵蓋了領導人的「面子」),可以踐踏普世價值,進而漠視國際法。不僅香港是其為所欲為的「新殖民地」,泰國、柬埔寨、越南等週邊國家也成為中國警察隨意進出抓人的「凖殖民地」。

香港書店老闆桂民海(右) 離奇失聯,左圖為出現在桂民海泰國公寓的四名男子(博訊視頻截圖)
香港書店老闆桂民海(右) 離奇失聯,左圖為出現在桂民海泰國公寓的四名男子(博訊視頻截圖)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對香港的「禁書」出版和銷售採取封堵及恐嚇政策,包括以下種種手段:中資的連鎖書店不銷售某些「禁書」、以高租金逼迫「二樓書店」往更高樓層搬遷、在海關加強對陸客購買的港台書籍的檢查、通過第三方找出版者和作者談話甚至許諾以重金收購書稿。涉及六四內幕的李鵬日記在上市前夕被封殺,即為一個典型例子。

到了習近平時代,則直接動用警察和司法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嚴懲在香港經營「反動」書刊的人士。這些人士從事書刊出版和銷售,符合香港法律,卻被以中國內地的法律治罪。比如,計劃出版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出版揭露中國政經內幕的雜誌的王健民等人,都因踩到這道肉眼看不見的「紅線」而被判重刑。

桂民海案則預示着習近平對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打壓進入新的階段。此前,在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共曾動用便衣警察或收買當地警察,綁架民運人士回中國判處重刑,如王炳章、彭明等人。這些人從事顛覆中共政權的活動,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如今,同樣的手段用在像桂民海這樣的書生和商人身上。

桂民海不是政治活動家,而是學者兼商人。二零零五年秋,我赴德國柏林參加國際筆會年會,與桂民海相識。桂民海告訴我,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八十年代末赴歐洲留學,獲哥德堡大學博士學位。我把新作送給他,他也送我剛剛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我對近代西方的航海歷史以及海洋文明與民主制度的關係頗有興趣,那幾天跟桂民海有很多討論。後來,我們在香港還相聚過。再後來,聽說他長居香港,從事「禁書」出版。

香港成為「禁書」基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首先,這是中共對言論自由高壓的結果。沒有選舉權的中國民眾長期存在「信息(尤其是高層政治內幕)匱乏症」,陸客到香港旅遊,除了買奢侈品和奶粉,一般都會購買政治議題的「禁書」。其次,香港是一個出版自由的社會,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一個人就可以註冊一家出版社,「禁書」出版成為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事業(這也使得「禁書」出版魚龍混雜、整體質量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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