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開放時代
一九八四年之後，隨著禁忌的解除，各種禁書相繼出版。台大一帶是出售禁書的大本營。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小說，到後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新左派、乃至於台獨理論書，都成為出版的熱點。原因無它，閱讀者想看，市場太大，各路書商競相投入。有理念有理想的，有理念無理想的，只想賺錢的書商，各種都有。書的內容就更多樣了。
從翻譯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從郭廷以《中國現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甚至連簡明本的《資本論》都換一個名字如《政治經濟學》出現。台大新生南路上還有專門賣三、四十年代，或大陸翻印書的地點。那時候還未有版權問題，翻印一本算一本。影響當時一代人的思想之深遠，實難以估計。
而它所突破的思想禁忌，以及對戒嚴體制的衝擊破壞，更是遠在黨外運動之上。應該說，它是為黨外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然而，情勢非常明顯，影印機、傳真機的出現已經讓科技突破思想控制的硬體設備，而地下印刷廠、市場的需求、社會的需要、開放的討論風氣、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等，已經為這個思想的開放，準備好社會條件。當時的開放，其實是整體台灣社會轉變的開端。被查禁的書，就愈來愈少了。
然而，對台灣文化來說，它還有一個救命的缺陷：由於長期的政治禁忌，所有左派的書全面禁止，台灣變成一個缺少「左邊眼睛」的社會。如同一個人，有左右雙眼，才能維持平衡，對前方飛來的物體，才能有一種立體的空間感，判斷遠近距離。但台灣只有一種平面的世界觀。那就是以美日為馬首是瞻的、資本主義陣營的世界觀。
國民政府對歷史、文化的教育也是如此。不管是歷史或思想文化，若一旦涉及留在大陸的學者、作家、哲學思想家、藝術家等，一律禁止，更不必說呈現真相了。近現代史的扭曲就更嚴重了。兩度國共合作、西安事變、抗戰歷史、正面戰場、民間游擊戰等，都被削去一半，看不見真相。連國民黨自己的歷史都扭曲不堪。國民黨早年的革命家如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等，都是禁忌的歷史，更不必說和蔣介石有矛盾的國民黨內自由派、左派了。
其結果即是：台灣的留學生一旦出國，在歐美的大學看到歷史的另一面，會很容易變成反國民黨愚民政策的人。甚至因此走向完全對立的另一面。有的變成親共，有的變成反國民黨的大將。這就是查禁書籍的反作用力。
而開放社會一旦來臨，民間享受了自由開放的便利，門就再也關不起來了。一九九○年代，是台灣社會出版界的黃金時期，各種禁忌之書，所有文學的（包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薩德爵士的色情之書）、政治的（從左派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到法國新左派、中南美洲的革命理論書）、社會學、經濟學等。出得不亦樂乎。而青年學生、知識份子也買得不亦樂乎。這是帶著一種「補課」的心情，在購買這些書，閱讀這些書。 （相關報導： 楊渡禁書五札》（1）：在禁忌中看見理想主義 ｜ 更多文章 ）
古代書生上京趕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廟裡。寺廟往往有廟會，那一天，附近千金小姐就會來上香，於是在後花園和書生相遇了。他們只是這樣見一面，竟一見鍾情，愛得死去活來。有些情不自禁的，還躲在寺廟的香案底下，當場「嘿咻」。想想看，外有燒香禮佛，鼎沸人聲，香案底下是何等灰塵滿佈，他們席地而臥，何等不浪漫，卻可以身心升天，當場相愛起來。這姑娘平日不出門，不知道性愛的危險，以為只要相愛就好。回家後，相思一個多月，才發覺懷孕了。而書生已經上京趕考去了。於是就發生了諸般生離死別、還魂離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