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專文：戰後中美關係的波折（1945-1972）

雅爾達會議規範戰後世界和平民主新秩序。中美關係在冷戰前期27年的幾個轉折，最後被尼克森外交抹上權謀與商業色彩，犧牲台灣，深刻影響至今。

習近平訪美之行，和美方的議題之一是回顧中美關係——免不了一派官話，應景而已。但是對於我們，這種回顧卻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所謂70年（1945～2015）就是二戰後的70年，於中國人而言，確是地覆天翻的70年。中國毋庸置疑地有了巨大進步，但是這進步付出了慘痛而巨大的代價，無論怎麼看，都與美國息息相關。本文試圖對1945～1972年的中美關係的幾個重要轉折，作一分析。

一、雅爾達精神（1945）

二戰勝利在望的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米亞召開的蘇美英三國首腦雅爾達會議，是二戰中所有大國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影響戰後歷史甚大。1943年11月至12月相繼召開的開羅、德黑蘭會議，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只出席了開羅會議，參與中國戰後將收回台灣的重要決定。雅爾達會議的重點是對大戰結束後的安排，怎樣重建世界新秩序，處理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包括涉及領土和賠償的中國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最引世人矚目。

因此，後人對雅爾達會議有這樣的定義：列強利益分配，開啟冷戰局面，造成美蘇兩超強對世界的控制。這種界定有與事實不符及偏見成分。

1、這次會議的主旨是要徹底打敗納粹德國和日本，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然後對德國實行分裂，由美英蘇法四國佔領。蘇聯同意德國投降後3個月出兵對日作戰。——了解二戰加於人類的慘烈浩劫，便不應該低估同盟國要迅速結束戰爭的意義。死於二戰的軍人與平民達7300萬人。

2、會議規定戰後德國實行去納粹化、日本民主化。所有獲得解放的歐洲國家實行民主選舉。非此不能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

3、蘇聯打敗日本後，獲得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中長與南滿鐵路的控制權、中國大連、旅順的租借權。會議尊重蘇聯收回1904年日俄戰爭中被損失的權益。——對於這條，並無非議之理。古今戰爭，敗者無不作出退讓，何況，打敗納粹，蘇聯的戰功與犧牲大大超過西方，直到攻克柏林。因此在雅爾達會上，史達林有主場優勢，唱了主角，蘇聯獲得東方領土與德國賠償之半數，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4、會議同意蘇聯要求外蒙古維持自治現狀。1945年8月蘇聯與國民政府訂友好條約，雙方同意外蒙獨立由公投決定。10月公投，100%贊成獨立。後來獲國共政府先後承認。1961年蒙古加入聯合國。——因此，對外蒙主權的爭議，涉及「民族自決權」。談不上雅爾達會議瓜分中國之說。（台灣、澎湖從日佔回歸中國，早在開羅會議已經決定。）

5、至於東歐八國的赤化，那是蘇聯紅軍佔領地區的必然趨勢。進而形成北約與華沙條約兩大集團的對立與東西方冷戰，這是雅爾達會議力所不及的發展。就如蘇聯戰後成為超級大國，羅斯福早死，邱吉爾或許看到了跡象，但是雅爾達會議在蘇軍的強大攻勢下不可能對蘇聯未來作出影響。 （相關報導： 布里辛斯基：中美應避免刺激對方 ｜ 更多文章 ）

6、中國內戰是雅爾達會議最大的遺憾。戰後中國之命運繫於國共關係，而美蘇對國共領袖蔣介石毛澤東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日本投降後，不僅美國深切關注中國局勢，蘇聯亦復如此。他們都不希望國共再操干戈。「重慶會談」就是美蘇推動的傑作。但是不足四年，在二戰中擁有大國地位的國民政府就在內戰中被推翻。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有不少對蘇美的指責，懷疑他們的誠意。其實，史達林有意在中國推銷「法國道路」，讓中共放下武器，國共合組聯合政府，當時在重慶談判中已顯露曙光，而美國不僅介入會談，還派馬歇爾來調停國共衝突。如果不是毛澤東處心積慮要武力奪權，雅爾達的和平、對話與民主精神將改寫中國歷史。

總之，雅爾達會議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三巨頭達成的協議是當時條件下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佳規劃，影響戰後東西方集團的發展方向，也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新起點。

二、艾奇遜白皮書 （1949）

1949年8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美國與中國的關係1944～1949》。這是記錄中美關係上百年來的一本里程碑性質的大書，長達1054頁，有5公分厚。甫一出版就引起巨大震撼，美國新聞界、知識界連續數月不停的報導評論，政界則發生激烈的爭論。無他，中國這個美國二戰中的盟友和有長期友好關係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正面臨無可挽回的崩潰。中國就要變成一個共產黨統治的極權國家。變化之快，很多人還沒有反應過來。

而在中國，透過媒體也有很多人關注白皮書。尤其是中共領袖毛澤東連發五篇文章批判白皮書，雖然至今恐怕沒有幾個人看過原書，但大家都知道有這樣一本白皮書 。

當時國共內戰的形勢，國府已在兵敗如山倒的危機中。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已經結束。國軍損失兵力達150萬人，被俘86萬人。截至1949年4月共軍渡江前，國軍已從1946年的450萬人，減至200萬人；共軍則從1946年的127萬，增至357萬人。蔣介石已經引退下野，李宗仁代總統，5月上海失守，國府遷移廣州；8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離開南京返美國。而在北方，毛澤東派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中共在籌劃開國事宜……美國當局看得很清楚，戰後對華政策已經遭到全盤的失敗。

白皮書內容究竟為何？據報導，全書分三部分。之一是國務卿艾奇遜為本書給總統杜魯門的函件，14頁；之二是主文，歷述105年來中美關係的經過，409頁；之三為附錄，186份文件，共640頁。這部分有一些從未發表的官方內部文件，包括與中國有關的通信、報告、備忘錄之類。據說，最重要的、最值得看的是第一部分，那相當於白皮書的導言和結論。

艾奇遜說：「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經歷最複雜、最苦惱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繫。」他透露戰後美國對華政策最初設想的三種可能的選擇：

一是一乾二淨地撤退；二是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消滅共產黨；三是幫助國民黨盡可能地在大部分地區鞏固政權，同時促成和共產黨的妥協以避免內戰。

艾奇遜認為，第一個政策行不通。等於美國不做任何補救，就把美國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統統放棄。第二個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似乎令人神往，卻非良策，也完全行不通。他說，在戰前10年，國民黨不能消滅共產黨，現在戰後，國民黨削弱了，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文武官員勝利後的行為斷送了人民的支持。可是共產黨卻空前的強盛，控制了整個華北。國民黨軍隊的不堪一擊，也許只有美國的武力才可以將共產黨打跑。但是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1945年還是以後，由美國軍隊來承擔，美國人民都不會批准。因此我們只有選擇第三個政策……然而，我們也終告失敗了。 （相關報導： 布里辛斯基：中美應避免刺激對方 ｜ 更多文章 ）

艾奇遜的結論是——在合理的能力範圍內，美國所做或可能做的事，都沒有可能改變中國的局勢，繼續做下去也不會發生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造成的結果。是一方怠忽職守所造成的。

白皮書的發表，國府和美國支持國府的政界反應最為強烈。蔣經國認為對「民心士氣影響極大」；胡適也批評美國推卸責任：「在倒下來的中國流著血的時候，美國說，罪不在我。」艾奇遜說，白皮書的發表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是一年後，韓戰爆發的第三天，杜魯門便下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改變了台灣的命運。美國再次捲入國共之爭。

白皮書雖然只是一個文件集，但是卻是中美關係一個重大轉折時刻的歷史見證。   

三、冷戰與熱戰（1950-1966）

「冷戰」一般認為從1948柏林圍牆開始，到1991年蘇聯瓦解結束。原指二戰後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實際上，冷戰不僅有雙方政治經濟外交的宣傳、間諜、科技和軍備核武等競爭，還有烽火連天的戰爭，至少有兩場大規模的局部戰爭：韓戰（1950-1953）和越戰（1959-1975）。

恰恰是這兩場發生在與中國接壤的遠東戰事，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中美關係的繼續。因為身為「世界警察」的美國扮演了兩戰的一方主角，而共產中國則是兩戰的另一方主角或後台主持。兩戰的激烈程度和美國捲入深度，是中國內戰完全不可比擬的。韓戰：美軍陣亡5萬4000人，中共志願軍死亡40萬人（鄧小平語）。越戰：美軍陣亡5萬8000人,越共死亡110萬人。中共參戰32萬人，傷亡不詳，但有大量物質、軍火援越。

這兩場戰爭，正好伴隨著毛澤東統治的頭尾時期。韓戰在中共建國之初，越戰高潮與文革同步。具戲劇性的是，冷戰時期發生了共產陣營的嚴重分裂——中蘇兩共產大國從論戰演變到兵戎相見。中共外交重心從「反帝」轉變為「反修」，實質上則是從反美蛻變為反蘇。文革的意識形態對此有鮮明的張揚。因而，兩極化格局的冷戰變成了美蘇中三角抗衡之勢。

白宮的對策是什麼？1968年以許諾盡快結束越戰而當選總統的共和黨人尼克森接受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的謀略：打開和中共對話之門。顯然，縱橫捭闔於國際外交多年的季辛吉已洞悉中蘇關係的水火不容，是一個聯中抗蘇的可乘之機。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像中共這樣瘋狂反蘇的國家。蘇聯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唯一旗鼓相當的對手，中共雖然實力有限，但畢竟是一個第三世界野心勃勃的大國，拉攏中共有利於增加美蘇戰略平衡的砝碼，有利於分化亞非國家反美的左派聯盟——無論季辛吉的均勢外交理論如何奧妙，現實的地緣政治涵義卻是不難解讀的（傳聞蘇聯1969年邊界衝突後欲對中共進行核襲擊，被美國遏止。未獲證實。）

於是1972年2月，筆者和一班「臭老九」在昆明看到美國大總統屈尊來朝毛皇帝的新聞公報時，那真是驚異到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相關報導： 布里辛斯基：中美應避免刺激對方 ｜ 更多文章 ）

四、尼克森的不可理喻（1972）

時過境遷43年，當年東西方叱吒風雲的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森、布里茲涅夫都已遁入歷史，獨留一個92歲的季辛吉尚能入座習近平西雅圖的雅席。報導說他打那以來，去過中國90次，有時是大企業家的私人飛機包來回。風塵僕僕的外交家成為中國的「老朋友」，應該加一個名銜「食利者」。

今天我們可以對1972的中美和解提出以下質疑：

1、聯中制俄的戰略喪失一個民主國家應有的道義原則。有道是「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這只是市井看客之見）。美國二戰以來為堅守其立國道義，已付出重大代價。眾所周知，1972正是文革暗無天日、林彪叛逃之際，毛的獨裁統治面臨眾叛親離的空前危機。美國如此高調拜訪，只能視為對一個垂死的邪惡政權的支持。

2、解密文件顯示，雙方在北京會談的主要議題是台灣問題。而後，協定的「一中」原則，使中共取代台灣聯合國的席位，乃至美台斷交。極大損害了台灣中華民國的主權尊嚴與權益，不僅對台灣人民不公平，而且違背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準則。事實證明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民生，並沒有因為尼克森訪問北京而得到絲毫改善。

3、另一方面，美國亟欲制約強國蘇聯，誠可理解。但是，美國當局的專家應該了解「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格言。作為美國二戰中的忠實盟友（美二戰援蘇100億美元、援華30億美元）蘇聯，在史達林去世後已經在政治上開始了重大的轉變，包括1953年斷然決定結束韓戰及對西方的緩和政策。簽署《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中程飛彈條約》都是季辛吉親身參與達成的。而蘇聯的「和平演變」正是中蘇交惡的來源，也是日後蘇聯瓦解的導因。一個明智的西方政治家絕對沒有理由和一個超級流氓結夥去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

可見，中國大陸易幟後，到1972年的冷戰前期的23年間，中美關係還是國民政府大陸時期的延續。一方面和中共政權處於敵對甚至是交戰狀態；另方面對偏居台灣的國民政府給予政治、經濟和外交、軍事的多種支援。政策理性有序，成為台灣經濟起飛社會穩定的助力之一。附帶指出，在此期間，蔣介石政府曾經有過三次「反攻大陸」的衝動，以致軍事策劃。時間分別是韓戰、中國大饑荒1962年和文革1966年。蔣介石預盼大陸同胞的響應和美軍的介入，都被美國官方判斷不切實際而勸阻。

指出尼克森政府1972年對華政策的弊端和不可理喻，或可肯定當毛澤東時代結束後，華盛頓和北京以某種適當的方式，尋求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但是，1972年的轉折，畢竟造成了一個事實，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分水嶺。迄今43年來，兩國關係雖然分歧、衝突與危機，風雨不斷，仍然是兩個國家、兩種制度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但是，和冷戰時期有了一個明顯的差異，那就是業已相當密切的利益相關性。無論中共政局將發生什麼變化，這種將兩個當代最大的國家連在一起的關係將會存在下去。 （相關報導： 布里辛斯基：中美應避免刺激對方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開放雜誌》、開放網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