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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離開家門離開師門,人生從此轉折:《異端的勇氣》選摘(1)

作者說,若當年他不離開家鄉,搭上前往台灣的最後一艘船,等到文革時以家中算標準的黑五類來看,恐怕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資料照,美聯社)

作者說,若當年他不離開家鄉,搭上前往台灣的最後一艘船,等到文革時以家中算標準的黑五類來看,恐怕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資料照,美聯社)

第一個問題是,當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須做抉擇時,我怎麼辦?這裡所謂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難題不一樣,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難做抉擇,因為它對人生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我下面要談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歲以前發生的。

第一個大的困境,是離家出走,我是二十二歲那年一個人跑到臺灣來的,家裡沒人知道。第二個大的困境,是我在臺灣曾當新聞記者,後來實在覺得自己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就辭去工作跑到山區去隱居,住在一間茅屋裡面,像古代隱士一樣過了三年半。第三個大困境,是決定脫離師門,離開了對我恩重如山的老師。

你看我這三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抉擇,假如當時遇到這三個問題,我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我的人生就會完全改觀。

面對第一個難題時,如果我不離開家鄉,下場會是怎樣?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發,當我們這支軍隊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的時候,就得到消息,共產黨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渡過長江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後一班。你看人生就是這麼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後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我家裡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時算標準的黑五類,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你們都知道,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

面對第二個難題時,如果我繼續留在新聞的崗位上,當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

面對第三個難題時,如果當時不脫離我的老師,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這個韋政通。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都是非常困難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這種難度。

離家出走,追求嶄新的人生

我現在開始談第一個困境,我為什麼會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從我小時候,我們父子之間就不和,因為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後來我想其中原因,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呢?你們可能很難想像,我這一輩子認識的朋友,許多是出身書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個連一本書都沒有的家庭。我們家裡只有黃曆,查風水用的黃曆。現在不是都強調人生起跑點嗎?那我這個起跑點是等於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跟這樣的商人家庭就自然會格格不入。我是這樣解釋的,也不一定對,但有些現象你總要嘗試去解釋。

第二個可能,就是有一種窒息感。我上過四個私塾,過去私塾的教育,現代青年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學校,很晚才放學。在私塾幹什麼?先背昨天教的書,再講幾行書,然後寫一張字。你想,老師教我背書,我幾分鐘就背會了,老師給我講書也不過就是半小時,剩下這麼長的時間,你說在私塾裡要幹什麼?一天的時間很長,還不能看閒書,非常無聊。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教育環境,簡直是被殘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學,寧可挨父親的打,也受不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就是這兩個環境,家庭的環境和私塾的環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講幾個具體的經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請一位中醫來家裡,我還記得他姓楊,這個中醫像是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們家的病都是他看的。這個中醫的國學程度不錯,父親就請他出個題目讓我做。這個楊醫師就出了個「我的自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寫自述。醫師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親講:「這個孩子你大概養不住了。」因為我在〈我的自述〉裡面,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說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父親當然很不高興,心裡就有了嘀咕,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會這麼野、怎麼會有這種荒謬的想法呢?

我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你想做什麼」。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問孩子「你想做什麼」,你真心想做,我就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做父母、做老師應該要有的責任。我父親從來沒有,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第二點要講的是兒時被父親責罰的具體經驗。一般常見的小責罰當然有很多,像是拿雞毛撢子打呀什麼的,每逃學一次他一定會打一次。此外,他還喜歡扭耳朵,即使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我還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罵我父親,說你怎麼這樣野蠻。另一種常用的責罰就是罰跪,叫你去罰跪,不准吃飯。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學,就被罰跪在小鎮的商店櫃檯裡面,店裡面還有幾個店員,我那時候已經十多歲,這就完全讓人感覺是種羞辱了。

這兩次責罰對我來說非常嚴重,終身難忘。所以我這一輩子在臺灣幾十年了,腦子裡很少有我父親的影像,因為我必須把我父親的影像給忘掉,才能減少一點痛苦的記憶。你們很年輕,將來會結婚生子,我想勸告各位,不當的責罰孩子,孩子是會記仇的。有的孩子會原諒你,有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所以責罰的時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來責罰。這兩次責罰我一直都在腦子裡記得。平常我很少談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紀這麼大的老年人來談這些問題,心中還是多麼難受的呀!談這些問題可能有點無趣,但講到個人的人生經驗,它就很重要了。我離家出走,什麼原因?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業的壓力

到了十六歲,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這公司到現在還有,只是所在地現在叫南京東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麼書都沒有人管了。當時張愛玲才剛開始寫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蘇青;電影明星李麗華那時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我做學徒做了一年,在我長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讀中學。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十七歲,在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的年紀了。

本來我想念上海一間很好的中學,叫做聖約翰中學,但上海在那個年代,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英文的,我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它不收。後來我到私立大同中學,因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務主任,我告訴他,我想讀書。我們談了以後,他知道我沒有念過英文、沒有學過數學,於是他叫我寫一篇東西    又是「我的自述」,這是第二次寫我的自述了。我寫了以後,他看過就說,你可以來念,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國文程度已經不錯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說,我們有個約定,口頭的約定,在一年之內,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數學,你就自動退學。

於是我開始進中學讀書,後來父親知道這個事實,他沒有理由反對,但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書讀完了必須回來管店。父親的意思,這個店是要小兒子來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闖,你要到家裡來管店。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後來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聖約翰大學的一個女生來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趕上了。數學困難一點,一年後也沒有問題。然後我就跳級,中學我一共讀了四年,然後用同等學歷考大學。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學,那時候叫光華大學,就是現在的華東師大。我一九八八年到華東師大去講學時,那地區面貌已經完全變得不同了。

異端的勇氣:圖二:十七歲時的少年韋政通。(水牛出版社提供)
十七歲時的少年韋政通。(水牛出版社提供)

離家的勇氣

我離家出走的背景,還有一個刺激的因素。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是個山東小姐,我還記得她是山東萊蕪人。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這給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她的勇氣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傳第二次出版的時候,我曾提到,我說這個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沒有她,我是不是能做這樣的決定?實未可知。

那個時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軍。蔣介石到臺灣去的時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為這些老兵都腐敗得很,也常常吃敗仗,所以他徵了很多新兵到臺灣去。當時青年軍二○七師在上海的「大世界」,掛了很大一個廣告寫說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學生,我剛考上大學,恰好勉強夠資格,所以我就去報名。因為那個時候,正遇逃難潮,你有錢也買不到船票,更不要說飛機了。

我就是這樣跟著軍隊到臺灣的。到了臺灣,我在二○七師駐紮的湖口住了一個月。連長跟我講:「你不是當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氣離開的話,我可以幫你。因為你頭髮剃掉了,我可以幫你買頂帽子、買套老百姓裝,我送你出去,但以後的命運你自己負責,你敢不敢?」我當然敢,有什麼不敢的。

那個連長真是幫了我大忙,後來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當我工作掙了錢,那個連長戀愛的時候,會到我這裡來拿戀愛費。我們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他結婚後,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們三個可以睡在同一間榻榻米上。那時候從軍隊裡當逃兵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前幾天還捉到兩個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槍斃。當時這個連長叫他的勤務兵出來買菜的時候,我充當伙夫跟著出軍營,然後讓我換裝,把我送上火車。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本文摘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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