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認為，18世紀的啟蒙時代作家伏爾泰，是最後一位幸福的作家，因為他對抗的是「奄奄待斃的世界可能暴露出的種種腐敗及殘暴」，「但能跟如此罪該萬死的敵人交戰，這已是莫大的幸福。」某種程度而言，伏爾泰之所以「幸福」，那是因為他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
然而，在漫長的威權統治迷霧中，一個行動者如何知道老大哥已經病入膏肓、只是虛張聲勢?他如何知道何時何地出手，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畢竟，結構和行動之間如何交錯，即使是專業史家都難以解謎，行動者往往無法精算、而是憑著一股勇氣，孤擲一注的將自己丟到時代面前，如果他們運氣夠好，也許有一絲機會倖存，可以活到歷史正確的時刻。
在台灣學運史、甚或民主運動史上，洪三雄、陳玲玉可能是這樣一對幸運兒，而《也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寫的正是那個關鍵年代的快樂版結局。
洪三雄是出生於彰化的鄉下小孩，孤伶伶的走進台大，但一走進台大，有某種時代的召喚，讓他不能置身事外，「五十年代高呼民主的《自由中國》之聲，終因雷震下獄而消音；六十年代為自由思想啟蒙的《文星》之光，也因李敖的坐牢而匿跡。自由和民主在台灣，宛如風中殘燭。」
不只是雷震、不只是李敖，這樣的時代召喚，在洪三雄進台大的20年前，另一群年輕人受到召喚，郭秀琮、許強、吳思漢、葉盛吉等等現在聽來無比陌生的名字，當年他們只為了理想而葬身在馬場町，有許多人的妻子遲遲不敢讓兒女知道真相，那是一個勇氣毫無報償、善惡顛倒的荒謬年代。
「那是大量出現才子的年代，但你若要他們走路，一顆子彈就夠了!」同個世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顏世錫如此說。
到了一九七0年代，也許不再是每天都有人在清晨被帶到刑場，也不再有人從火車站的公告欄痛見至愛已遭槍決；然而，白色恐怖仍潛藏在每個人的血液中，深夜不尋常的敲門聲，總以為是警總來捉人了!
即使如此，在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後，洪三雄看到了空間，1971年9月，他們決定將以前學校聯誼性質的《台大法言》，變成「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改革刊物，甚至要挑戰當時仍為大禁忌的「群眾集會」。那一年10月至12月短短三個月內，「台大法代會」一連舉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兩場座談會，及「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
這時的學生運動，已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或是，他們為自己爭取到討價還價的空間，即使每次申請活動都被校方打回票，然而洪三雄、陳玲玉屢敗屢戰，和當時的訓導長張德溥周旋。遊走校方規定邊緣擦邊球，有機會就「得寸進尺」，「社論的題目〈台灣的命運〉不行?改成〈我們的命運〉可以嗎」「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辯論，前面加上『應否』兩字，是不是就可以了?」
現代的學生很難想像這樣耐性「周旋」的必要性，然而當時還是白色恐怖的尾聲，洪三雄他們就是這樣進兩步退一步的，讓自由或民主程序，成為台大校園的常態。
蔣經國的人馬 壓迫者也是保護者
這是蔣經國即將接班、刻意展現開明的階段，洪三雄、陳玲玉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們空間變大了，掌權者和抗爭者的關係也變得複雜，最戲劇性的是，傳統上是加害者的當局，竟意外成為保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