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曾何幾時起，台灣開始掀起了一連串連署的風潮。從抗議院長候選人要連署、不滿校長選舉結果要連署、修改勞基法要連署、稅制要連署、課綱要連署、蓋不蓋電廠要連署、連公投成不成案也都要經過連署。無獨有偶的，針對第16號『以核養綠』公投，近日也出現由48位大學教授共同發起的連署行動，其中更是不乏長期關心台灣環境並參與國際氣候變遷研究的知名學者專家。
只是令人百思不解的，無論全球氣候變遷泰斗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或是能源議題權威的國際能源署（IEA）皆在歷次報告中明確定義：核能與再生能源同為低碳能源，對於抑制全球溫升皆是不可或缺的要角。IPCC才剛於今年10月8日出版的特別報告中清楚揭示，為了避免不可逆轉的情況發生，必須將地表溫度更嚴格控制在1.5℃的臨界值以下，並在2030年時減少約45%的二氧化碳排放，2050年時更達到淨零排放。此標準實為我國既定減碳目標值的兩倍。
而對於多數國家來說，要達成如此高標準的減碳必是件十分艱鉅之任務，幾須頃全國之力、窮盡一切方法才有可能。為此IPCC又分別預擬了(1)劇變(2)提高永續性(3)可控轉型及(4)高增長等四種可能情境給各國參考。然而無論是在哪一種假設情境，於2030與2050兩個目標查核年時，全球核電都呈現了數倍的成長，幅度之大甚至高於再生能源發電的變化率。其反映出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在面對極端氣候風險的步步近逼，人類已沒有太多的時間可再蹉跎。更直白的說：在未來關鍵的12年裡，有再生能源很好但卻還不足夠。
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讓人意外。早在去年IEA的世界能源展望中就已明確指出：既使全球各國致力達成巴黎協議的自主貢獻承諾（NDC），到2040年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仍將以0.4％的速率在成長，而全球因空污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將從目前的290萬人提高到420萬人。若是想減少該死亡人數，到2040年前發電部門必須盡可能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改而採用再生能源（超過60％），核電（15％）和加裝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設備（6％）。為此，全球未來預計需再投資超過70兆美元，方有可能實現。尤其值得提出的，要達成上述情境，再生能源與核能2040年時皆必須較NDC規劃再增加近四成的供給量。簡言之，非核家園從來就不是國際間的共同選項，而基於抑制空污，未來核電的使用仍必須持續擴張。
回顧台灣在過去三十年間，儘管反核方曾提出各式各樣的理由，倘若去除掉藍綠政治角力，所剩無非就是『核能事故』與『環境正義』兩大項。但如果把格局拉高，相較於當前全球氣候變遷的不可控性與所導致的全面性傷害，實非任一核災事故所能比擬的。更不能忘的，台灣早已被諸多科學家警告恐成首批氣候難民國，這些科學家其中當然不乏參與本次連署的教授們。再從全球碳預算的角度，如果連台灣這類富有且具能力控管核安的國家，皆相繼棄用核能改回燒煤、燒氣，即等於剝削了其他貧窮國家的排碳空間與發展機會。甚而迫使當地居民必須拿性命做代價，繼續忍受高污染、低效率的能源形式。這不經令人質疑，台灣某些專家口中所謂的「環境正義」，無論是視野與胸襟實難出得了自家大門。
承如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博士所言：「科學不是講民主的」。核能安全本來就是一個工程科學的問題，靠得是一系列嚴謹的科學證據、技術驗證與管制程序，既不應該也不可能因為廠外抗議人數的多寡而有絲毫動搖。試想如果我國連一個有國際標準處理程序與設有專責管制機構的核能發電都管不好，那又該如何面對未來那個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的氣候災變時代？出於『非理性恐懼』所以逃避，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既使找來一堆同好亦不過就是『夜路壯膽』罷了。
基於國際責任分擔與民眾、企業生命財產之所託，其實決策者更應該做的是持續強化核電安全運行並藉由相關經驗，建立一套可管理複雜系統的程序與避免大型災變發生的多層防禦模式，好用來因應已迫在眉前的氣候災變。最末也建議台灣反核的學者專家們，捐棄成見、打開胸襟及提高自身視野，別忘了沒有地球，再多的理想與利益皆是空談。 （相關報導： 陳中舜觀點：當科學輸給了政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能資源永續與低碳經濟學會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