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從來不是承諾的產物，而是交易、妥協、戰略平衡下的結果。」
「誰有能力設計、推動與承擔責任，說就有權主導未來秩序。」
隨著全球三大熱點危機持續升溫，北京與特拉維夫作為制度重建的槓桿與關鍵支點角色，正在新國際秩序中浮現。
北京：在烏克蘭停火與中東穩定之間扮演槓桿角色
川普遲遲無法實現他所構想的「快速停火」——無論是24小時內，還是100天內——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普丁不願意，而是因為歐洲不相信他。歐洲各國出於對俄羅斯擴張主義的長期恐懼，並不相信犧牲烏克蘭的利益，就能換來真正的和平。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相信川普這樣一個主張孤立主義、又喜歡搞脫鉤的美國政府，有能力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反而被越來越多歐洲國家，視為唯一有可能在戰後扮演「可信擔保者」角色的大國。因為它既是俄羅斯聲稱的「戰略夥伴」，又是目前俄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對莫斯科的確握有某種程度的經濟槓桿。
從2024年10月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多次公開表示，美方已要求中國利用其對俄影響力，協助降低戰事風險；2024年11月19日，法國總統馬克宏在G20峰會上也呼籲中國對俄施壓；2025年3月27日，法國外長巴羅更在訪問北京時，直接要求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扮演積極角色，推動戰事止息。
而如果真的要簽出一份有約束力的停火協議，讓俄羅斯在拿到該有的好處後不再進一步擴張，那麼中國的角色恐怕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中國願意為和平背書，歐洲才有可能認真考慮川普主導的這個和平方案。
同樣地，若要實現中東和平並保障以色列的長期安全，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單靠俄羅斯無法處理以色列與伊朗、哈瑪斯、真主黨等區域行動者之間的複雜局勢。
中國近年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快速擴張，不再侷限於能源合作，而是延伸至外交、基礎建設與高科技領域。北京透過與沙烏地、阿聯、埃及等國加強雙邊關係，並在巴勒斯坦與伊朗等議題上展現與西方不同的立場，逐步形塑自身為區域內「平衡者」的角色。
經濟方面，中國早已成為多國最大或第二大貿易夥伴。2022年，對中東出口額達2,290億美元，進口額逾2,780億美元，主力項目包括石油、機械設備與大型基建工程。透過「一帶一路」項目，中國在港口、能源、5G、數位基礎建設上的滲透也明顯加深。
中國長期與巴勒斯坦各派系保持政治關係。2024年7月，北京主辦巴勒斯坦和解談判，發布〈北京宣言〉，提出法塔赫與哈瑪斯之間的團結框架。同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國際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日」致信支持，承諾中國將繼續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權利，進一步強化其在該衝突中的外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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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伊朗的戰略關係，也使其成為區域中的另一槓桿。2021年3月，北京與德黑蘭簽署為期25年的《全面戰略夥伴協議》，涵蓋能源、基礎建設、軍事與科技合作，使中國成為伊朗最大的經濟夥伴與原油買家。在核問題上，中國是少數能對伊朗施加實質壓力的國家。如果習近平願意動用這些槓桿，就可能迫使伊朗停止濃縮鈾計畫、降低對代理武裝的支持，為中東的降溫創造空間。
此外，中國也長期與沙烏地阿拉伯保持穩定能源合作。2023年3月，北京促成沙伊兩國恢復外交關係，進一步鞏固中國在中東的外交地位。
再者，自美國於2021年撤軍阿富汗後，中國便邀請塔利班各派赴華對話，試圖調解其內部矛盾，為未來穩定鋪路。
這些行動證明，中國在烏克蘭與中東都擁有實質影響力，是任何停火與區域和平努力中不可忽視的參與者——對確保以色列長期安全亦然。
但問題是，從拜登政府到新一屆川普團隊，對中國態度明確強。拜登政府多次公開強調，中國、俄羅斯與伊朗可能趁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之際填補中東權力真空，損害美國利益。白宮與國會也密集關注中國企業參與基礎建設、數據掌控與軍事設施的潛在風險，並視其為對現行國際秩序的系統性威脅。
川普團隊中無一對華溫和派，盡是鷹派。他們的共識鮮明：與俄羅斯可談合作；而中國被視為真正的戰略對手，唯有對抗防堵，才能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然而，這種「全面圍堵中國」的戰略，正面臨嚴峻的結構性限制。
美國早已不再是無可挑戰的全球霸主。國防預算吃緊、政府赤字年逾數兆美元，財政能力持續下滑。連馬斯克這樣的企業領袖，都領導「效率部」，大幅裁減政府雇員、縮減支出，凸顯經濟壓力沉重。在他眼中，這個世界最強的國家，宛如一家財務透支、瀕臨倒閉的企業。
軍事上，美國在台海第一島鏈內的戰力投射受限，未來衝突中的優勢並不穩固。從歐巴馬2011年「重返亞洲」、川普2017年重啟「四方安全對話」（美、日、澳、印），到拜登2021年推動AUKUS（美、英、澳聯盟），華府試圖靠多邊軍事聯盟遏制中國——但三屆政府的努力，收效有限。
更務實的道路，或許是尋求與北京的「部分戰略理解」，防止誤判、管控競爭——那麼，川普何不謀求一次大交易？中東與以色列自冷戰後即被美國視為核心戰略區；而中國為保障能源與運輸命脈，早已實質深耕中東，成為無法封鎖的存在。
基於此，美中俄三方或可達成地緣戰略妥協，實現利益互補。美國手握中國最敏感籌碼——對台海與第一島鏈的影響力；普京則需川普助他帶著戰果體面退場。
中國擁有促進中東穩定的能力——憑對阿拉伯世界的實質影響力，亦可在川普與普京的停火協議中，充當「背書擔保人」的關鍵角色。
而《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框架，或正是這場交易的平台。美中俄可在此進行介入、交換與協調，共同探索中東和平前景，確保以色列的長久安全。
對北京而言，習近平應不會拒絕這項提議。2025年的中國正處於戰略收縮階段。習政府承受巨大壓力——經濟放緩、房地產低迷、地方債堆積與青年失業率攀升。
因此，習近平正尋求戰略喘息。一方面願與川普談判貿易與科技限制；另一方面，只要形式體面，他當然會運用中國的外交影響力，協助促成烏克蘭停火及中東穩定秩序的建立。一次可以展現負責任大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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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維夫｜從邊緣角色邁向「第四首都」
特拉維夫這座城市，已不再只是創投中心與外交舞台。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事件爆發後的短短兩週內，這裡就轉變為全國情緒的震央——人質家屬日夜聚集在城市核心廣場，高舉家人的照片、張貼孩童與婦女的影像，痛斥政府無能、要求立即營救。街道上，哭喊聲與防空警報聲交錯回蕩；城市上空，戰機與無人機來回巡邏。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將以色列人再度推入一種「家園被撕裂」的集體焦慮，猶如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創傷時刻。
根據2025年3月20日《路透社》報導，自戰爭爆發以來，哈馬斯共綁架了約250名以色列人質。截至報導發布時，已有約150人透過談判與軍事行動獲釋，但仍有59人下落不明，其中24人被推定仍生還，而35人已確認死亡但遺體未歸還。這場人質危機成為以色列國內無法接受停火的主因之一，也是社會動員與政治壓力的焦點。
就人質死亡與總體死傷來看，這場戰爭已是以色列歷史上第三嚴重的軍事衝突。根據以色列官方與國際媒體綜合數據，截至2025年初，已有超過1,200名以色列平民與軍人喪生，其中許多是在哈馬斯突襲第一天遭槍殺或被活活綁走後再遭處決。相較之下，1973年贖罪日戰爭約造成2,656名以色列士兵陣亡，但此次的民間死傷比例、城市衝擊與人質規模，則遠超以往。特拉維夫也因此首次在戰後成為舉國矚目的焦點，從城市象徵，轉為國族創傷的放大器。
以色列此刻所面對的，已不只是單一衝突或一場戰爭，而是四面皆敵、長期無解的安全困境。北有黎巴嫩真主黨，擁有超過十萬枚飛彈，與以色列軍方在邊境沿線對峙已久；東北方向，敘利亞雖然國力衰敗，卻成為伊朗武器與民兵進出的走廊；南方的加薩地帶由哈馬斯控制，構成不斷突襲的火源；而更遠的南方，來自葉門的胡塞武裝則頻繁對紅海航運與以色列本土發動遠程攻擊，成為意想不到的戰略壓力。
這些威脅看似來自不同方向、不同組織，實則共同指向一個根本問題：以色列周邊多個國家，已不再是穩定、有能力控管邊界的主權國家。而這樣的地緣結構，並非天生如此，而是過去二十年一連串制度性崩壞的結果。
2003年，美國以反恐為名推翻伊拉克政權，導致這個曾經的區域強權迅速解體，成為恐怖組織與宗派民兵的溫床。2011年起，阿拉伯之春席捲整個中東與北非，從敘利亞、利比亞到也門，數個政權相繼垮台，取而代之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持續至今的內戰、無政府狀態與外部代理人角力。
這些制度崩潰的地帶，如今形成了以色列無法真正「停戰」的深層根源。它所要面對的，不僅是眼前的火箭彈與武裝衝突，更是一整個區域秩序的真空。而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處境，恐怕已不是靠單一軍事行動所能解決的問題。
然而，危機往往也是轉機。當整個國際格局正在出現大規模重組的跡象，中東的制度性崩壞，也許正是全球重新思考秩序的起點。
一方面，烏克蘭戰爭已邁入第三年，歐洲安全秩序面臨巨大壓力；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軍事對峙不斷升級，中美之間的戰略緊張早已從經貿延伸至軍事演習與科技競爭，兩線戰場同時升溫，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而言，都是無法迴避的雙重挑戰。
而就在此時，川普重新當選，重返白宮。他不僅要面對歐洲戰場的收尾問題，也必須處理與中國的談判、亞太的穩定，還有中東的戰略重建。這正是一次全球性戰略檢討的時機點。當美中俄三大權力中心都被同時捲入不同戰區，又各自擁有獨特的影響力與籌碼時，「制度性交易」反而變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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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重建，不再是美俄之間的軍事協調問題而已。若要建立真正可持續的和平架構，北京必須被納入——不僅因為它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關係，更因為它如今在地區的實質影響力。
儘管中以在1992年建交後，一度展現出高度的經濟與文化熱絡，但雙方始終缺乏深層的戰略信任。特別是在科技合作方面，以色列長期受到來自華府的政策限制，而中國在重大表態上，幾乎總是站在阿拉伯一方。2023年哈馬斯突襲後，中方未明確譴責哈馬斯，而僅表達對和平的呼籲，這讓以色列與華府都難以接受。
相比之下，儘管以俄之間也存在矛盾，但雙方仍能維持某種軍事默契與外交溝通。這正凸顯了中以之間欠缺的，是一套更能理解彼此根本處境的對話框架。
對中國而言，無法完全體會猶太民族自古以來的離散、被迫流亡與苦難歷史，也難以想像以色列人面對九百萬人口所承載的集體不安與生存焦慮。而對以色列來說，則往往忽略中國所面對的能源脆弱與全球技術封鎖壓力，尤其是自2020年以來，當美中全面對抗升級，中國便被迫強化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確保戰略資源不被掐斷。
從2020年開始，北京先後推動沙特－伊朗協議、法塔赫－哈馬斯的和解會談，並於2024年7月主辦《北京宣言》，提出巴勒斯坦內部整合框架。這些看似頻繁的中東介入動作，其背後的真正邏輯，其實是中國自身所憂慮的——一場「能源類晶片戰」的發生。
北京之所以長期在中東政策上維持親阿拉伯、挺巴勒斯坦的立場，根本原因恐怕不在意識形態，而在於國家生存戰略。
中國約有超過70%的石油仰賴進口，其中逾50%來自中東。相對地，美國石油自產自足，並透過美元計價體系、能源技術主導權，以及在波斯灣與紅海的軍事部署，對全球石油體系擁有超過55%的直接與間接控制力。
在這樣的格局下，若中國無法不在中東建立一塊穩定且不受美方主導的能源供應區域，一旦發生外交對抗或衝突，極可能面臨類似「晶片封鎖」的能源戰——這正是所謂的「能源類晶片戰」風險。
因此，中國與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等遭美方制裁國家維持合作，並非為了挑戰美國全球秩序，而是基於對能源安全與國家生存的戰略自保邏輯。這不只是外交選項，而是制度性防禦的核心需求。
在這樣的脆弱結構下，北京必須在中東建立一條不受美國控制的「石油生命線」。這也是為何中國不可能一面倒向以色列，或公開放棄與阿拉伯世界的傳統關係。只有維持這種「傾阿」姿態，才能確保中東主要產油國願意在極端情勢下持續供應，避免在戰略上被卡脖子。
中國在區域事務中之所以常被外界批評「冷漠」或「不願承擔責任」，其實背後也有文化性格的因素——中國人的思維講究「勸和不勸離」，避免強出頭、不輕易捲入他人衝突。
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拒絕參與，只是講求時機與條件成熟。若美國與伊朗雙方已展現誠意，談判具備可行性，中方自然願意出面協助、甚至扮演關鍵推手。反之，若任何一方尚未準備好，中國則傾向觀望，避免參與一場注定失敗的斡旋，畢竟中國也在意「面子」，不願隨意涉入而損失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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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邏輯也適用於，美以2國是否尋求中國介入的問題。中國不會強求參與，而是讓對方「看著辦」。美以色列若願意展開對話、釋出善意，中國當然不排斥提供協助；但若美中對抗大格局僵化、互信不足，中方多半選擇克制旁觀。
2023年，中國成功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邦交，展現其在中東地區的初步斡旋能力。下一項具指標性的外交試煉，是是否能協助推動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推動《亞伯拉罕協議》，促成以色列與阿聯、巴、摩洛哥等多國建交，但沙烏地始終未參與其中。沙烏地阿拉伯不僅擁有全球最大石油儲備，亦掌握OPEC內部實質主導權，同時是伊斯蘭世界兩大聖地麥加與麥地那的守護者，具有宗教與區域影響力。
對中國而言，若能在沙以建交這一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將有助其從「阿拉伯協調者」轉為「秩序共同建構者」，在區域制度重整中取得實質角色。
中東和平在美中俄以都有現實利益需求下，當今產生一個機會之窗。但要看各方是否有誠意，放下猜忌和對抗，以及單極強權思維，來抓住機會。
願望：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想像空間
若由華盛頓、莫斯科、北京與特拉維夫，四都共同參與這個假設性「新雅爾達戰略協議」——3+1框架，儘管充滿不確定性，卻可能是當前世界最現實的和平路徑選項。
在歐洲、俄羅斯、美國三方政治動盪、經濟困難、民粹與極端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大國實際上都已疲憊不堪，亟需一段休養生息的時期，以確保國內穩定並重新積蓄國力。
然而，這樣的「疲態時刻」也往往是歷史上最脆弱的階段。任何誤判或局部衝突升級，都可能引爆難以控制的連鎖反應。
但若這場大交易真能成形，那麼，除了像烏克蘭這樣承受戰爭重創的個別國家之外，美中俄三強及其主要盟友，實際上都將成為利益的受益者。
對歐洲而言，一旦與俄羅斯的勢力範圍獲得明確劃定，並透過美、中擔保、監督的正式機制予以確認，戰爭陰魂就有可能真正消退。歐洲大陸將有望從恐懼與不確定中，走向一個可期的長期和平局面。
對中東而言，若伊朗在美中俄三方協商下，並經以色列的認可，願意放棄核武發展、停止區域軍事投射，那麼，不僅國際制裁將有機會解除，伊朗也可能重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邁向正常化國家地位。
對東北亞而言，只要中國與俄羅斯持續對北韓施壓，平壤的核試將終止，向日本海頻繁飛彈試射將有望停止。若俄羅斯不再提供技術支援，或提供飛彈，北韓的導彈計畫將難以為繼，日本與韓國則將不再經常面對飛彈警報威脅，一個相對穩定的東亞局勢將可能實現。
至於台海與南海局勢，只要華盛頓與北京有共同維持現狀與克制，不鼓勵冒進或對美協防的有錯誤期待，那麼衝突風險也將大幅降低。
我們無法確定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與2023年10月爆發的以哈戰爭，是否有直接因果關聯。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場衝突構成了自二戰以來，歐洲與中東最嚴重的人道災難。
然而，也許正是這些悲劇，為人類提供了一個罕見契機——促使世界在未來五十年內重建和平與安全秩序的催化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許川普是對的。儘管他飽受批評，他所主張的世界觀——即以利益交換取代意識形態對抗，以交易談判取代軍事衝突，或許正是當前世界最需要的務實主義。他積極地和強國的「好朋友」，撮合協商談「連環大交易」，以「新雅爾達3+1戰略」模式，打造多點地緣新秩序，帶來長久和平，或許他真的配得上那個諾貝爾和平獎。
2025年的「新雅爾達協議」究竟能否實現，還是終將成為歷史幻影，我們尚不得而知。
然而，要讓「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真正發揮制度重建的效力，除了三大主權強權與地緣支點以外，還需要一個能提供制度支撐、合法性擴散與後勤整合的平台角色。這正是歐盟在此架構中不可或缺的「+E」元素。
歐盟並非主權軍事強權，無法在戰爭談判中主導主桌協議，但其擁有三大不可忽視的制度資源：
第一，歐盟具備強大的援助能力與治理經驗。無論是烏克蘭戰後重建、人道難民處理，或是敘利亞與加薩的人道維護，歐盟皆具備支援與執行能力，是最合適的「制度落地協調者」。
第二，歐盟擁有制度正當性的「放大器」角色。許多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對美俄中三大強權的意圖仍抱持疑慮，歐盟在多邊治理與國際法體系中的角色，則可對新協議提供外部認可與合法性背書。
第三，歐盟可以作為未來「戰略協議」的觀察員與紀錄者，確保談判過程與協議執行，有制度透明度與責任追溯機制，減少「大國密室交易」的負面印象。
基於以上角色，我們將《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擴展為「3+1+E」的制度模型：
- 3代表美中俄三大主權強權，負責風險交換與制度設計；
- +1為以色列，作為地緣實驗場與制度轉接點；
- +E則是歐盟，作為制度支援平台與監督合法性的認證提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