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千億美元赴美投資的決策，近日在台灣掀起激烈爭論。一方憂心核心產業外移將動搖台灣半導體領導地位，另一方則視其為企業國際化的必然選擇。此爭議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權衡，更是台灣社會對全球化與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層迷茫。若朱雲漢院士仍在世，或將以「大歷史觀」與「多元現代性」的視野，直指此事件背後的癥結：台灣正因缺乏歷史縱深與地緣戰略自覺，逐漸淪為全球博弈中被動的棋子。
全球化幻象與中華文明主體性的消逝
朱雲漢院士在《高思在雲》中警示：全球實為「分化和重組的過程」，其利益分配極度失衡。台積電此次赴美投資，表面是企業擴張的商業選擇，實質卻是美國重組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布局。台灣若僅以「國際化」為由擁抱此決策，無異於將經濟命脈置於地緣政治風險之中。朱雲漢院士曾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單一現代性」迷思，而台灣今日的困境，恰是對西方話術的盲目追隨——將產業外移等同「進步」或「壯大台灣」，卻忽視中華（民國）技術自主與產業多元化的戰略價值。
所謂「歷史政治學」，強調從長時段歷史經驗中提煉治理智慧。台灣半導體產業崛起，本質是冷戰後全球化分工與中華（民國）技術積累的結果。若無此歷史縱深的認知，便難以看清：台積電赴美實是美國對「科技霸權」的鞏固，而台灣僅是棋盤上的籌碼。
地緣政治觀的短視與戰略失衡
朱雲漢院士畢生倡導「非西方視角」的國際秩序分析。他預判西方文明的相對衰落，並主張以文明比較超越「民主—威權」的二元對立。反觀台灣社會對本次台積電赴美的論述，卻深陷狹隘的經濟視角或意識形態，對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危機視若無睹。
美國推動「晶片法案」、強制台積電赴美設廠，實為壓制中國科技崛起、重構「去中化」供應鏈關鍵一環，台灣若僅聚焦短期經濟效益，無視自身在中美博奕中的脆弱性，將重演歷史上「以小事大」的依附悲劇。朱雲漢院士曾言：「中國再興顛覆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解釋架構」，而台灣的選擇，卻仍困於西方理論的桎梏，未能從東亞歷史經驗（如朝貢體系、技術自主傳統）中提煉戰略智慧。
學術主體性淪喪與大歷史觀的消亡
「歷史政治學」不僅是方法論，更是對知識分子使命的呼籲——學術需回應現實，並以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挑戰西方話語霸權。然而，台灣學界與輿論對台積電事件的討論，多停留在技術、財務金融、法律、企業個體決策等單一層面，鮮少觸及歷史結構與中西方文明的比較。
台積電的抉擇，本可成為反思「全球化陷阱」與「技術民族主義」的契機。例如：為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輝煌未能轉化為整體經濟的韌性？為何在「護台神山」的光環下，社會仍對產業外移束手無策？這些問題的答案，需從台灣的被日本殖民歷史、冷戰依附地位與當代治理困境中尋找。遺憾的是，朱雲漢院士所批判的「理論依附」現象，在台灣依然根深蒂固，卻對歷史脈絡與文化特質視而不見。
結語：哲人已逝，台灣何往？
朱雲漢院士的離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他留下的「歷史政治學」與「多元現代性」思想，本應為台灣提供破局之道：以中華文明主體性為根基，重新審視歷史脈絡與全球變局，在兩岸關係與國際定位的夾縫中，探索一條超越意識形態對立、兼容文化認同與現實利益的發展路徑。惟不幸的是，現在的台灣仍陷於殖民與威權時代的歷史包袱，即其「主體性」常被簡化為「反中」或「親美」、「親日」的政治標籤。
從大歷史的角度，台灣的現代化進程與中國大陸密不可分，從清朝到1949年後的技術移民，歷史經驗的共通性遠大於政治話語的對立。因此，本文最後呼籲，其「大一統」分析框架，可為兩岸關係提供非對抗性視角——將台灣視為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中的模範生，而非當前任「人」魚肉的政治實體。 （相關報導： 吳思鍾觀點：台積電昭君和親，為安民心賴政府能做的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