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江蘇南京的航空烈士紀念館，將對日抗戰時期蘇聯援華的I-16軍機塗裝，從青天白日軍徽，改為蘇聯空軍的紅星。這引起了很多人的抗議，因為當年蘇軍協助對日抗戰，飛機塗裝也是中華民國空軍樣式，這樣的做法引起輿論嘩然。
中華民國空軍在二戰及抗戰中，發揮「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的豪情壯志，以「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之筧橋精神，踐行「空軍的決心，要與目的物同歸於盡」之空軍信條，與美國陸軍航空隊、蘇聯援華志願隊通力合作，締造了反抗侵略、捍衛自由與和平的輝煌戰績。無數空軍先烈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以文明對抗奴役的史詩。
對日抗戰時，蘇聯並未對日宣戰，莫斯科考量對日關係，其空軍援華時，機身塗裝在抵達中國前就已經改為中華民國空軍的機身外觀。所以，南京航空烈士紀念館為了配合與俄羅斯、白俄羅斯舉辦的共同展覽，而改變I-19戰機原本的青天白日樣貌，是對歷史非常錯誤和膚淺的認知所導致的愚蠢行為。
筆者看到一些人或學者專家評述此事時，咸表達不屑之立場。歷史是客觀的，細節是不應該被模糊的。惟筆者看到某位人士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在抗日神劇當中，看到解放軍那麼英勇的抗日，可是在現實的歷史當中，正面的戰場，至少正面的戰場是國軍在打的」云云，看似陳義甚高，然筆者對其發言所涉抗戰歷史細節頗為疑惑，覺得極有必要撰文闡述一二。
抗戰時期 尚未有「解放軍」之稱謂
對日抗戰時期，根本沒有「解放軍」這個概念。中共建軍歷史，按其官史敘事脈絡，最早可追溯到孫中山的廣州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接續是葉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而中共正式建軍，與1927年三大暴動密切相關。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被視為中共建軍起點，這一天成為解放軍建軍節。但南昌暴動時，其武裝仍舊是使用「國民革命軍」稱謂。
其後，毛澤東同年領導秋收暴動，武裝名稱開始使用「工農革命軍」，歷經三灣改編，確立「黨指揮槍」原則。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之後，於1928年開始使用「紅軍」這個頗有蘇俄色彩的名稱，「中國工農紅軍」的名稱開始漸漸普及。直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紅軍改編為國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新四軍），均屬國軍戰鬥序列。
然，中共對「第十八集團軍」較為排斥，採取了二元策略。對外，使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第十八集團軍」番號；但對內，一律使用「八路軍」。這背後原因是：「集團軍」是戰時的臨時建制序列，戰爭結束就會被取消。中共方面對於國府一直要取消其武裝，保持高度戒備。在延安看來，過多使用「第十八集團軍」名稱，會損害中共對其部隊的指揮和領導權。而除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外，中共較大規模的武裝還包括華南游擊隊和東北抗聯。
抗戰勝利後，國共從談判到開戰。「解放軍」這一名稱，在毛澤東1947年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被正式確立為軍隊名稱，皆因當時的中共動員口號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從那一刻起，中共武裝在稱謂和價值觀上，正式和國民革命軍分離，並延續至今。
軍隊改名，在中國共產革命史上，是大事，而不是換個帽子這麼簡單。中共歷史上，在不同建軍時期，軍隊名稱各有不同，背後是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這絕不僅僅是名稱泛化的問題。南昌暴動時，中共仍執行團結國民黨左派的路線，軍隊依然叫國民革命軍。抗戰時，紅軍軍帽摘下五星、換上青天白日，這某個程度上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產物。國共戰爭時期，從國軍變成解放軍，更是大事。連《八路軍進行曲》都改了歌詞。抗戰時期的歌詞是：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是善戰的健兒，我們是民族的武裝，從無畏懼，絕不屈服，堅決抵抗，直到把日寇驅除國境，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聽！風在呼嘯軍號響，抗戰歌聲多嘹亮！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同志們整齊步伐奔赴祖國的邊疆。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向華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崗！
當《八路軍進行曲》改為《解放軍進行曲》時，旋律依舊，但歌詞進行了調整，添加了紅色革命的表述：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從無畏懼，絕不屈服，英勇戰鬥，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聽！風在呼嘯軍號響，聽！革命歌聲多嘹亮！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同志們整齊步伐奔赴祖國的邊疆，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向最後的勝利，向全國的解放！
從「我們是善戰的健兒」，到「我們是工農的子弟」；從「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到「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從「我們是民族的武裝」，到「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軍歌歌詞的轉變，是中共建軍思想的重大轉變。
此外，要留意的是，在中國大陸官方的黨史、軍史書寫中，由於不同時期的中共軍隊有不同名稱，但其紅色屬性又始終如一，所以「人民軍隊」是大陸官史對不同時期軍隊的總括。例如中國大陸有一首著名軍歌，常被當作軍樂演奏，出現在各種軍事慶典場合中，名為《人民軍隊忠於黨》，其地位僅次於《解放軍軍歌》。
因此，不論基於何種立場，稱呼抗戰時期的中共軍隊，都不應該使用「解放軍」這一抗戰勝利之後才出現的名號，因為這不合乎歷史事實，也曝露出部分人對中共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的生疏。
「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之表述 源自中共七大政治報告
從歷史細節本源來說，「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表述，最早源自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讀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在這一政治報告中，毛將抗戰戰場區分為「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這成為「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區分論述的雛形。
中國大陸《解放軍報》2021年曾刊文〈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指：「全面抗戰爆發後，紅軍迅速實行改編開赴前線，深入敵後，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闢了波瀾壯闊的敵後戰場。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軍民抗擊了58%至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可見，就北京方面的史觀而言，「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區分，是直接與「抗戰中流砥柱」這一概念構成歷史連動敘事的，游擊戰幾乎和「敵後作戰」劃上了等號。這也是中國大陸史學界在研究抗戰時的「政治正確」。
但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學界，或是台灣的軍事史政編譯界，「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這個劃分概念更多被視為是政治定性、立場宣示和歷史觀的表述，而並非歷史學研究方法論本身。曾親身參與抗戰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就認為，即便是敵後，國軍也是主力。
郝柏村的這個論述並不是單純情感立場主導，而是有其一整套內在邏輯。郝柏村的見解是，抗戰時期，全國被劃分為不同戰區，例如中共的八路軍主要在閻錫山領導的第二戰區；新四軍主要在顧祝同的第三戰區、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各個戰區國軍部隊與日軍隨時處於攻守交替的狀態；某個陣地或縣城，今天還是國軍守衛，明天就被日軍攻佔；國軍正規部隊隨時就會從正面遭遇戰、陣地戰，轉為游擊戰、運動戰；即便在緬北和滇西，遠征軍對日軍也進行過叢林游擊戰。所以，郝柏村理解的游擊戰，是一種戰術、戰法，而不單純是空間意義上的「敵後作戰」。
其次，比較特別的，是蘇北和山東，抗戰時被定為魯蘇游擊戰區；河北和察哈爾被定為冀察游擊戰區。這兩大游擊戰區是抗戰期間，國軍從事敵後游擊作戰的重點區域。著名的山東青島保安總隊（時任大隊長係高芳先，其子高華柱擔任過國防部長），就是魯蘇游擊戰區的國軍武裝。
除了這兩大游擊戰區之外，各大戰區、各個省，甚至一些國軍部隊，都組織了游擊幹部訓練班，培養游擊人才，組織游擊縱隊。各省有保安團，各縣還有自衛隊、警察。這些都是戰時配合國軍的游擊武裝。如果再算上忠義救國軍這種由軍統人員組成的別動隊，還有馬占山、唐聚五等領導的東北游擊部隊，那麼國軍和配屬協同國軍的游擊武裝，可謂遍佈大江南北。這些歷史細節，是郝柏村國軍抗戰時期游擊戰史觀的來源。台灣一些並非軍事史政編譯或史學專業出身的人，若認為國軍抗戰時期在正面而不在敵後，恐怕過不了郝柏村或專業軍史、史政編譯界這一關。
歷史考據不應模糊 不能「估計+大概」
考據歷史，和斷案、辨對錯與明是非一樣，需要祛除私心雜念，沉下心，回到歷史本身，從細節一個個入手，進而得出結論。歷史研究不是政治動員，不是靠喊口號來爭對錯。歷史解讀是絕對不能用想像去研判的。
例如，筆者也曾看到有人在蒙古學研究中，認為喀爾喀蒙古（即所謂外蒙古）和察哈爾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內蒙古、漠南蒙古）具有同胞情，但卻被與北京的關係考量所壓抑。這種論述明顯是一種基於族群血緣的想像，而非基於蒙古歷史研究本身來研判。這種觀點忽略了蒙古歷史上是部落社會；忽略了喀爾喀蒙古和漠南蒙古是不同的格魯派活佛轉世系統；也忽略了漠南蒙古在歷史上實行札薩克制度的特殊社會民情。1920年代，固然出現過全蒙統一運動，但時過境遷，已經不能完全用共同民族血緣論，來考量佈里亞特、喀爾喀、漠南等不同區域蒙古族群的相互關係。這就如同你不能將所有阿拉伯人視為同一個群體，事實上他們在不同區域、不同阿拉伯國家，文化風貌與價值觀差異極大。
歷史研究固然會受政治、社會影響。但歷史研究畢竟不是政治鬥爭，不是用口號文章來堆砌歷史觀。中共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甚至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其專業性和方法論，必須深入爬梳中國共產革命史，而非隨意想當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用主觀好惡和立場去論斷人、論斷是非，會有意忽略事實和細節。我們在日常中可以輕易覺得一個人是好人或壞人；甚至很多時候，一些人會在自我心理引導下，刻意用「估計+大概」的模式去判斷一個人是否有錯、是否有罪，貼上道德標籤；而完全忽略事實和細節。但歷史研究最忌諱的就是這種心態。歷史不是空泛的，是細節構成。任何宏大敘事和觀念，都離不開具體史實的支撐。忽略了歷史細節，沒有了事實依據，一切論述都只是空泛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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