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以為抗戰是「最後關頭」、文革卻差點成為人生「最後關頭」

1935年，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面對日益緊張的中日局勢，蔣中正在大會作外交報告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左翼文人麥新作詞、孟波作曲的著名抗戰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在此時誕生了。

但時代、歲月和命運是捉弄人的。麥新英年早逝，孟波1949後成為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更擔任過中共上海市文化局長。他一手促成了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下稱）《梁祝》）的問世，卻成為「劉少奇黑線上的一顆毒瘤」遭到批判，《梁祝》也一度成為「大毒草」被禁演。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如今在中國大陸被漸漸淡忘。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很多似乎已經磨滅了當年「最後關頭」的拯救者：頭戴德式鋼盔的那群勇士。忘卻到極致，那麼當下一個類似文革的「最後關頭」來臨時，是不會有人再為你說話的。

反對蔣中正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誕生 左翼身分無阻傳播

1935年，中華民國的對日關係處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艱難局勢中。雙方在華北的對峙態勢日益升高。當年，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面對全國一片「抗日救亡」的呼聲，蔣中正在大會外交報告中表示：「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蔣中正的這一立場，意在為備戰爭取更多時間。然而，左翼知識分子並不買單，認為這是「對日妥協」。反蔣運動一浪高過一浪。 

麥新是上海人，孟波是江蘇常州人，他們都是勞工階層出身的文藝工作者，很快接受了左翼革命的理論，用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在業餘學習音樂。他們二人合作出版了好幾冊《大眾歌聲》，將大量抗戰救亡歌曲收入其中。麥新、孟波這些左翼音樂人，大致立場就是認為：中華民國不斷對日妥協，將精力用在剿共，這是錯誤的國策；正確的方向是停止剿共，團結抗日。

所以，當蔣中正表達「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立場後，孟波、麥新等人非常憤怒。為了聲討蔣中正，他們用音樂人特有的方式表達抗議：既然你蔣中正覺得犧牲未到最後關頭，那麼我們就用音樂告訴你——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於是，麥新作詞、孟波作曲的《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很快被創作出來。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風沙萬里月仍明 —《全國總動員》作曲者的輝煌藝術與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有趣的是，麥新、孟波這種「明目張膽」和國家最高領袖唱對台戲、不講政治的行為，並沒有給他們帶來麻煩，更沒有影響《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的傳播。國民政府更是沒有用盡手段去打壓這個作品。這首歌問世後，在不同的學生或社團中演唱，迅速風靡全國；七七抗戰後，更是成為了國軍部隊的軍歌之一。《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屬於C大調、四二拍的戰歌，歌詞如下：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亡國的條件我們決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拿起我刀槍，舉起我鋤頭，我們再也不能等候!中國的人民一齊起來救中國，所有的黨派，快快聯合來奮鬥!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

1937年七七抗戰後，麥新創作了著名的《大刀進行曲》，用以歌頌守衛盧溝橋的國軍第二十九軍弟兄。1938年，孟波和麥新雙雙加入中共。不論他們的中共黨籍在當時是否是保密的，但二人作為左翼分子的身分是公開的。當時全中國的氛圍，並沒有將他們視為異類。筆者在台灣出版、李熙安與崔怡君合編的《津南抗日忠魂》一書中，也看到了《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首軍歌。《津南抗日忠魂》是1949年後遷徙台灣的原冀察戰區津浦游擊縱隊老戰士及後人編著，記錄的是冀察戰區津浦游擊縱隊在抗戰時期的敵後抗日戰史。這個游擊隊最終被中共消滅，且一直與中共武裝衝突不斷。連這樣的國軍敵後部隊都會傳唱《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可見其影響力之大、傳播之廣。

1949後：沉寂、坎坷、迫害、滄桑與《梁祝》

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作為一首曾經被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廣泛傳唱的軍歌，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

1947年，麥新英年早逝。作為共產黨員的孟波在1949後成為了紅色中國的音樂家和文化事業幹部。1960年代，他寫下了著名的紅色歌曲《高舉革命大旗》。不過，孟波最為人道的，是促成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問世。

1959年，孟波擔任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當年逢中共建政10週年，上海音樂學院準備創作三個不同題材的小提琴協奏曲向中共建政紀念獻禮。三個題材分別是大煉鋼鐵、女民兵和梁祝。中國大陸當時的社會氛圍已經瀰漫極左和反右的肅殺，政治正確是第一原則。但孟波維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審美，力派眾議，圈選了《梁祝》。這在當時是極之冒險的舉動。因為歌頌工農兵、歌頌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文藝創作主流。《梁祝》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才子佳人的題材，是毛澤東最為厭惡的。孟波摒除政治干擾，以「反抗封建禮教」的名義支持《梁祝》，為那個時代的音樂家們挽回了尊嚴。

不僅如此，為了讓創作過程更順利，孟波更是大膽用人，賠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讓作曲系的四年級生陳鋼，來協助何占豪創作，這也就是為何《梁祝》最終有陳鋼、何占豪這兩個作者的由來。孟波啟用陳鋼，是很冒險的行為。陳鋼的父親陳歌幸，曾經是1930年代上海著名音樂家，創作了《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等傳世名曲，被譽為「歌仙」。中共建政後，因為曾被迫在汪偽任職創作的經歷，陳歌幸被打倒，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經歷了下放、關押和迫害。使用一個反動派的兒子，孟波冒了很大風險。當時遭遇政工和部分人強烈反對，但孟波看重陳鋼的才華，讓陳鋼參與其中。整個創作過程中，孟波小心翼翼，盡力避開各種政治雷區，為《梁祝》的誕生付出了巨大努力。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風沙萬里月仍明 —《全國總動員》作曲者的輝煌藝術與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首演，一經問世，轟動全國，更名揚世界。人在關押勞動改造中的陳歌辛，聽到兒子的成就，非常欣慰，希望得到兒子簽名的《梁祝》總譜，作為留念。此時的陳鋼已經出名，其家庭背景也被掀了出來，原本交往的紅色家庭女友最終與他分手於北京；而陳鋼最終也沒有將樂譜簽名送給父親。1961年，陳歌幸餓死在安徽省接受關押改造的白茅嶺農場。這成了陳鋼一輩子的痛。

文革爆發後，《梁祝》迎來了厄運。孟波則是被新賬老賬一起算。由於孟波曾經在中共新四軍任職，中共領袖劉少奇恰好當時是新四軍高階幹部，成為孟波的老領導。1960年代初，劉少奇視察上海，與孟波親密交談、合影、握手。結果文革一來，劉少奇成為了「叛徒、內奸、工賊」。孟波也被扣上了「劉少奇黑線上的一顆毒瘤」接受批判。《梁祝》被批判為才子佳人的「大毒草」，徹底禁演。原本出身就不好的陳鋼，被關入牛棚接受改造。在荒唐的十年中，《梁祝》成為了孟波的罪行。直到2009年前後，孟波接受中國大陸媒體採訪時，仍舊會顫顫巍巍將文件袋中他搜集的所有當年批判《梁祝》的文章、大字報展示給記者。可見那個年代給孟波造成的創傷有多大。

歷史的「最後關頭」？還是人生的「最後關頭」？

陳鋼的父親陳歌幸在抗戰勝利時身處淪陷區，寫下了著名的歌曲《迎戰士》，歌詞如下：

「號角吹動，鼓聲隆隆，偉大的勝利多麼光榮，歡迎啊！歡迎！民族的英雄！請你接受我們的歌頌！八年的忍受與苦痛，得到了今天的成功，如今每一個中國人，抬起頭來挺起了胸！號角吹動，鼓聲隆隆。偉大的勝利多麼光榮。歡迎啊！歡迎！民族的英雄！請你接受我們的歌頌！」

這首《迎戰士》在國防部2011年的《「黃埔精神 榮耀傳承」音樂會》中，曾被國防部示范樂隊、扶輪愛樂合唱團、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合唱團聯合演出。陳歌幸個人後來並沒有「抬起頭來挺起了胸」，兒子也受到了波及。幸虧有孟波這個伯樂，陳鋼得以用《梁祝》傳承了家族和才華的榮光。然而，反右派、大飢荒，成為了陳歌幸的「最後關頭」，他被徹底犧牲——如有那只是一個「曲折中的探索」。而到了文革，幾乎成為了孟波、陳鋼的人生「最後關頭」，他們差一丁點沒能從那個漩渦中走出。  

孟波創作《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時，以為這就是國破家亡的時刻。他絕對沒有料到，在二十多年後，他已經沒有了當初可以大膽創作批評蔣中正的意氣風發，而是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般地為《梁祝》的誕生而奔走、而察言觀色、而承受壓力、而面對恐懼。這不僅是他沒料到的，也是劉少奇——孟波的老領導，不曾料想到的。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與生命震蕩，永遠都是時代風暴中的一根無力小草。

藝術家的生命，是用藝術延續的。2015年3月20日，孟波過世。台灣中央社發佈了題為《大陸音樂家孟波 99歲辭世》的通訊稿，報道中提及了孟波與《梁祝》的關係。《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首歌在1949年後的台灣一直傳唱，2012年七七抗戰75週年音樂會上，由國防部示範樂隊和軍校生合唱團演出了此曲。在國防部漢聲廣播電台的軍歌專頁上，鋼琴伴奏、合唱團演唱的《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依然存在。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風沙萬里月仍明 —《全國總動員》作曲者的輝煌藝術與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有趣的是，在中國大陸，1995年抗戰勝利50週年時，央視的《中國音樂電視》欄目放映了《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但卻將歌詞頭一句的「向前走」，改為「向前進」。至於為何要這麼改，只有修改的人明白了。但如今，《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在中國大陸似乎又漸漸邊緣了。

「最後關頭」非兒戲、歷史由不得轉頭再後悔

最近，在中國大陸的沂蒙山革命老區沂南縣，流行一種旅遊項目，叫作「跟著團長打縣城」。在這個項目中，景區人員扮演八路軍，遊客扮演士兵，拿著各種玩具武器，手舉紅旗，在一片殺喊聲中，臉上洋溢著興奮的笑容，衝向所謂「日軍佔領的縣城」。這樣的場景，讓作者很是感慨。衡陽的慘烈、淞滬的傷亡、常德的拉鋸、長沙的硝煙，為何沒有讓今天的部分中國大陸人民意識到：那並不是兒戲。當年真正的最後關頭時刻，那些參與者、見證者，已經遠去，很多人可能連一個紀念碑都沒有。

然而，今天，在神州大陸，很多人並不知道《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並不知道陳鋼的父親經歷過什麼，並不知道他們耳熟能詳的《梁祝》曾經是大毒草。這片土地曾經經歷過無數次「最後關頭」，有無數人在這「最後關頭」中挺身而出，例如八年抗戰頭戴德式鋼盔、英式鋼盔、美式鋼盔的國軍；例如在長江佈雷的海上健兒；例如在空中翱翔的「飛虎」等等。當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忘卻了這些「最後關頭」的拯救者們時，那麼當下一個「最後關頭」來臨，那時有人說——你不該看某本書、不該說某句話、不該聽某首歌，將不會再有人為你挺身而出。

因為，歷史是由不得轉頭再後悔的。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風沙萬里月仍明 —《全國總動員》作曲者的輝煌藝術與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