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空的帝國成員─將北京打造成喇嘛教的精神首都：《半透明鏡》選摘（3）

乾隆帝的普世主義多半奠基在，將藏蒙與最後的東突厥斯坦相連繫的複雜宗教與政治理想之上；在乾隆時期，西藏是個特別的意識形態來源，同時也受到帝國勢力的戰略性干預。早期的清帝通常滿足於接見喇嘛，舉行適當的儀式，並讓自己成為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世俗繼承者，但對乾隆帝來說，這遠遠不夠―他要將首都北京打造成喇嘛教的精神首都。一個規模浩大的計畫就此啟動，不僅要將藏文《大藏經》譯成蒙文與滿文，還委派蒙古與滿洲學者為經文編寫注釋。

在與皇室關係緊密的各個寺廟中，皆有藏傳佛教的身影，最知名的當屬乾隆帝的出生地「雍和宮」；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數百名藏、蒙與滿洲僧侶居住於此，傳授黃帽派教義。北京負責任命蒙古地區的最高宗教領袖，先遴選出達賴喇嘛，然後保留其行政職掌，就連熱河的避暑山莊中，也複製了一座拉薩的達賴喇嘛住所布達拉宮。

在清朝治下，西藏作為帝國成員十分微妙，更像是一種觀念、一套信仰習俗，抑或是一種語言，卻幾乎在歷史文獻中付之闕如。近因是沒有藏人的旗人（除非他們入籍蒙古），但更大的可能性在於，準噶爾與東突厥斯坦在乾隆一朝始終動盪不安，而其政治與軍事混亂多半肇因於西藏。乾隆曾下令編纂東突厥斯坦（新疆）的征服史，但朝廷似乎並不樂見當中出現「平定」西藏的計畫。在乾隆朝廷看來，此時期清軍占據西藏的事實只不過是征服東突厥斯坦、青海與西蒙古這段更宏大歷史的注腳。而對乾隆帝來說，重要之處在於努爾哈赤與他的第一批藏人喇嘛相遇後所發生的事情：只要獲得西藏，統治者就等於獲得超自然的援助，同時也獲得統御「蒙古」的正當性。乾隆帝所看重的，是成為「覺者」與提升普世統治者的俗世使命的途徑，這並不代表在戰略考量中，清廷能忽視西藏貴族或僧侶的政治影響力有多大，也不意味清廷會虔誠地將「西藏」的宗教與意識形態利益，與其在蒙古、青海與準噶爾的政治用途看成兩回事。到了十七世紀末，清廷早已體認到這些可能性，並認為西藏意識形態可為軍事干預敞開大門，從而保護大清利益，防範華南獨立勢力的發展、蒙古勢力的復甦，以及俄羅斯對蒙古與中亞的干預。

一六五二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前往北京覲見順治帝，之後兩人的關係得以制度化，從此理藩院成為達賴喇嘛的事務機構，協助其在蒙古與青海東部擔任精神領袖與某些世俗事務裁決者的角色。達賴喇嘛逐漸受制於清廷的監視與規範，在順治朝末年的一六六一年，理藩院已經開始監督達賴喇嘛的遴選。但畢竟拉薩與北京山水迢遙，當時不僅中國的局勢尚不穩定，更別說蒙古與中亞了。吳三桂甫一獨立隨即發起對帝國的戰爭，年輕的康熙帝立刻被點醒：吳三桂立即試圖沿著康藏―雲南一線，與拉薩定期通商，以換取西藏的支持，並向達賴喇嘛求援；而當達賴喇嘛的回應貌似不支持清朝鎮壓吳三桂時，清廷在說服察哈爾臣民與喀爾喀盟友時，就立刻遭遇瓶頸。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中國學者舌戰英國名嘴，兩敗俱傷的雞同鴨講 ｜ 更多文章 ）

三藩亂平之後，與西藏僧侶的關係雖然得到修復，但康熙帝依舊時時警惕，擔心西藏與準噶爾或其他衛拉特群體之間的戰略合作。一六六○年代初期，喀爾喀蒙古在黃帽派領袖大喇嘛哲布尊丹巴的調停之下，決定與清朝結盟共抗羅曼諾夫俄羅斯。然而，清廷在一六八○年代試圖促成喀爾喀與衛拉特之間和平的努力，遭遇西藏攝政桑結嘉措所阻礙；其私下與噶爾丹結盟，並隱匿達賴喇嘛的死訊（喀爾喀可汗正等待消息）。是故康熙帝擊敗噶爾丹後，立刻將目標轉向拉薩。在大清的授意之下，西藏貴族於一七○五年罷免桑結嘉措，重振拉藏汗的政治權力，拉藏汗遂成為西藏最後一位世俗國王。策妄阿拉布坦繼噶爾丹之後領導衛拉特，其於一七一七年入侵拉薩，廢黜拉藏汗；清朝隨即介入，於一七一八年占領拉薩，並冊封第七世達賴喇嘛，不過清朝首次嘗試占領西藏未能長久，策妄阿拉布坦摧毀了拉薩的大清駐軍。

一七二○年，青海與四川的清軍收復拉薩，並建立永久性的八旗駐軍，與察哈爾的情況類似，貴族的行政權遭理藩院大臣剝奪，這些大臣基本上負責向皇帝通報政治情報。國王遭廢，西藏從此失去世俗的政治獨立性。一七五七年，準噶爾最終於蒙古敗北，西藏的戰略緊急局勢得以緩解。藉由提升並擴大班禪喇嘛的地位，清朝強化了對西藏象徵性的控制。為與日益強大的清朝保持交好，第五世達賴喇嘛遣使前往盛京與北京，並在一六五一年親自造訪北京，其為第一個承認班禪喇嘛轉世為達賴喇嘛老師的人。一七○○年後，西藏陷入長期動盪，只有少數達賴喇嘛的壽命超越師長，在第五與第十二世之間，只有一位超過二十三歲，而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的死因亦極為可疑。最終，班禪喇嘛成為達賴喇嘛的實際攝政，並受乾隆朝廷承認，為大部分西藏的世俗領袖與佛教世界的精神領袖，地位超過達賴喇嘛。

清廷與西藏僧侶的神祕聯繫的背後，實際上是西藏的社會實體，其於清代文獻中付之闕如，只在《皇清職貢圖》（以下將討論）與理藩院中草草現身。文官、達賴喇嘛轉世（十八世紀清治西藏之前）與地方僧侶（占總人口的兩成）皆由以農為本的西藏貴族所把持，清軍總督亦未阻撓其壟斷土地權與商業特權；清朝唯一一次試圖剝奪重要的貴族特權，是經抽籤選擇達賴喇嘛的「金瓶掣籤」，貴族起先對此毫無興致，直到認為自己能從中謀利。

此外，王權遭廢後，達賴喇嘛被承認是大部分西藏（班禪喇嘛在拉達克的根據地除外）的世俗與精神領袖，並獲准在西藏與青海徵稅；達賴喇嘛的稅收未曾間斷，即使十九世紀初拉薩的清駐軍破產，不得不向達賴與班禪喇嘛借款以供軍餉。西藏貴族仍能維持自己的外交政策，直到一八五○年代的軍事衝突之前，都十分歡迎與尼泊爾的貿易。此後，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把手伸進西藏，讓拉薩的既得經濟與政治勢力坐立難安；一七一七年準噶爾的入侵導致隔年首都遭清軍攻占，一七九○年代廓爾喀（Gurkha）的入侵，則導致清朝對西藏的最大規模入侵，並強迫貴族接受「金瓶掣籤」，往事歷歷在目，他們憂心英國的闖入會引發清朝另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占領。一九○五年，這件事確實發生了。清朝的反應之快令西藏與英國人同感震驚，但對於即將覆滅的帝國而言，這樣的效率終究只是徒勞。

史家難以從清代文獻中萃取出西藏的妥善紀錄，更遑論要重建清帝國與西藏（Wargi Dzang）的關係（抑或如常見的「中國」與「西藏」），注定只能空手而歸。自努爾哈赤時代，西藏儀式、信仰對象、老師及信仰就在大清統治世系中根深柢固，反映出清廷與西藏土地之間的親近，這並不符合薄弱與零散的軍事干預、虛有其表的政治表現，抑或是西藏貴族得以獨立管理當地事務。

乾隆時期有大量的出版品論述藏傳佛教教派、儀式與詩歌，並在寺院機構上傾注可觀資金，但缺乏西藏的傳統征服敘事，也沒有正式的行政文件彙編。或許最妥善的做法，是把清朝對西藏的統治事實，想成清初在甘肅、青海、西南與緬泰部分地區所推行的「土司」制度（均由理藩院協調），而此些區域受土司統治的人群當中，有許多與西藏有著深入的貿易或文化連結。確實，清朝在西藏對地方行政的干預，並未超過「土司」制度下的地區，比起東突厥斯坦（新疆）、甘肅與四川的軍事占領區，這些紀錄與這些制度更為相似。但清廷所指定的「西藏」帝國成員，實際上空無一人―在乾隆帝的信仰理想中，這些人並無差異。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中國學者舌戰英國名嘴，兩敗俱傷的雞同鴨講 ｜ 更多文章 ）

＊作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現任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歷史學教授，長期研究清史、中亞史、比較歷史和全球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