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軍歌《出發》激昂澎湃，相關人物卻難敵道德批判之巨浪

在台灣，很多服役過的朋友，以及參加過對日抗戰、國共戰爭的榮民前輩，一定對軍歌《出發》並不陌生。它的歌詞是：「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我們來悍衛國家，我們齊赴沙場。統一意志，集中力量，衝！衝破了一切惡勢力。幹！貫徹了國父的主張，抱定殺身成仁的決心，發揚中華民族之榮光。」

這首軍歌誕生在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的硝煙中，曲調昂揚、歌詞簡練，曾被製作成唱片、以無線電波和慰勞大會的方式紅遍大江南北，成為那個「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歲月中的救亡號角，鼓舞救亡士氣。1949年之後，《出發》成為了「政治不正確」的藝術作品，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都無人問津。與此同時，與《出發》這首歌相關的重要人士，他們的後續人生則是經歷了頗多的人生風霜和坎坷。道德批判的巨大浪潮，讓《出發》消逝在中國大陸的音樂史書寫中。

詞作者係政戰先驅 作品家喻戶曉 影響數代人

《出發》這首軍歌誕生在八年抗戰救亡的時代，但是如今在中國大陸已經完全消失，反而在台灣被傳唱至今。一場又一場的紀念音樂會，《出發》幾乎是必定演繹的保留曲目。

今年8月21日，國防部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百年不變的愛國信念——慶祝軍人節暨八二三戰役勝利音樂」，其中的《英勇抗敵 浩氣流芳》環節，由歌唱家白玉光、巫白玉璽、胡待明演唱、國防部示範樂隊伴奏，演繹了《出發》，全場振奮。而在今年6月於高雄陸軍官校舉辦的「黃埔建軍100週年音樂會——肇建於黃埔 傳揚於鳳山」的表演中，亦由歌唱家和三軍官校、中正預校合唱團唱誦了此曲。2017年國防部為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舉辦的「碧血丹心 浩氣長存——美聲嚮宴巡迴音樂會」、2011年「國防部慶祝建國100年音樂會——黃埔精神 榮耀傳承」中，《出發》這首軍歌都沒有缺席。可以說，這是一首極為普及、大受歡迎、在任何時空背景下都可以起到激勵士氣、塑造精神戰力的作品。

一直以來，外界只知道《出發》的曲作者是1930年代著名音樂家勞景賢，卻並不知道詞作者是誰。其實，它的詞作者華文憲亦是大名鼎鼎、作品也是家喻戶曉。華文憲是中國浙江臨海人，1899年出生，畢業於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他是一個非常有理想抱負和革命志節的人。他沒有用音樂去附庸風雅、追逐流行，而是在國民革命軍建立之時南下廣東，成為一名從事政戰、音樂創作與教育的革命軍人。華文憲如今最為人所熟知的，大概是《驪歌》這個作品。《驪歌》的旋律取自著名的蘇格蘭民謠Auld Lang Syne（中文稱《友誼萬歲》），是北伐戰爭時期的歌曲。老一輩的台灣人以及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畢業典禮，都會合唱《驪歌》，它的歌詞就是由華文憲所寫：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高歌抗日救亡，戰後飽經滄桑─《杯酒高歌》相關人士的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驪歌初動，離情轆轆，驚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訓，謹遵所囑，從今知行彌篤；更願諸君，矢勤矢勇，指戈長白山麓，去矣男兒，切莫踟躇，矢志復興民族。」

《驪歌》歌詞表達了華文憲作為一名有文化素養的政戰軍人，其心目中對國事之憂慮、對革命救國之期盼、對中華民國振衰起敝之願望。七七抗戰爆發後，作為軍人、也作為音樂家，華文憲開始積極從事軍歌的寫作。民國27年（1938年），為了加強對戰時軍政人員之培養，中華民國政府在四川成立了中央訓練團。華文憲擔任訓練團音樂幹部班副主任，更親身作曲、作詞，寫下了《中央訓練團團歌》，歌詞為：

「濟濟多士，峨峨干城，起舞崑崙山下，揮戈太平洋濱，服從我革命領袖，恪遵我總理遺囑，養成親愛精誠之德性，抱定殺身成仁之決心，樹立復興民族之基礎，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華文憲的詞風具有近體文言文的美感，但又簡練大氣，具有軍事文宣的鮮明風格。他的曲風則很明顯受到近代西方嚴肅音樂的影響，具有莊嚴、工整的特色。他曾經就讀的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是當時的中國非常頂尖的音樂學府，也是今日中國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因此，華文憲絕非普通的政工軍人，而是接受過完整專業化訓練和培養的知識分子和音樂家。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在北伐戰爭從興起到高潮階段，匯聚了不同門類的人才，其權力也在某一個時段內達到頂點，這與當時的國軍政工專門化、專業化、專職化以及貼近民眾、源自民眾，有很大關聯。 

歌頌徐州會戰之川軍 《出發》響徹全國

1938年1月，徐州會戰爆發，這是國軍自黃埔建軍以來，第一次集結了包括中央軍、川軍、西北軍、國民軍、滇軍、新桂系在內各路人馬的一次團結抗敵行動。原本因為政見不同而相互敵對的國軍各實力派，在徐州會戰中出奇團結、親密合作，將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充分發揮。為了激勵和讚揚遠道從四川前往徐州參加作戰的國軍第122師師長王銘章中將，音樂家勞景賢譜寫了《出發》的旋律，華文憲則為之作詞，最後贈予奔赴徐州前線的王銘章中將和他率領的國軍第一二二師。《出發》這首軍歌便誕生了。

《出發》在1938年誕生時，是一首A大調、四二拍節奏的歌曲，軍歌風格濃郁。不過，《出發》原本的歌詞，和如今的歌詞略有不同，其差異主要在兩處。一處是「我們來捍衛國家」，原本的歌詞是「我們來捍衛祖國」。另一個差別是「貫徹了國父的主張」，原本的歌詞則是「貫徹了總理的主張」。「國家」和「祖國」，在對日抗戰時期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分別，但在如今的兩岸格局下，時空背景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歌詞修改並不意外。 

至於「總理」和「國父」的差別，那是顯而易見。「總理」是國民黨黨內職務；「國父」則帶有國家、全民性質。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抗戰初期，還沒有「國父」這個稱號，但是當時的國軍雖然名義上是黨軍，但實質上國民黨在軍中影響力有限，政工人員並不具有絕對權力和最後決定權；在地方派系國軍中，國民黨政訓人員的功能更是有限。這和國軍遷台後的情形，並不能作類比。

徐州會戰中，最著名的就是台兒莊大捷，受贈《出發》這首軍歌的王銘章師長因為固守滕縣而壯烈殉國，但卻為全軍贏得台兒莊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王銘章生命的結束，並沒有讓國軍精神消失，在其氣節的引領下，大江南北的不同背景國軍通力協作，最終贏得八年鏖戰之勝利，也讓《出發》這首軍歌在台澎金馬流傳至今。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高歌抗日救亡，戰後飽經滄桑─《杯酒高歌》相關人士的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出發》問世後，在華南和香港引起了很大迴響。人在廣州、參與發起建立私立廣州音樂院的聲樂家俞安斌，以及女歌唱家曹碧霞，在合唱團的搭配下，由交響樂團伴奏，演唱了《出發》這首歌，並由香港的和聲歌林公司在1941年製作成唱片。俞安斌是當時非常有名的聲樂家，抗戰爆發後成立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歌詠隊，一直致力於音樂救亡運動。廣州淪陷後，俞安斌進入中立區澳門繼續從事音樂教學和救亡運動。

俞安斌等人錄製的救亡歌曲唱片，不單用來販售，更是要透過電波向公眾播放。作者在1938年5月20日的香港《力報》上，看到報紙上刊登有香港無線電播音台每日的放送節目表，其中由俞安斌、伍百就等聲樂家演唱的救亡歌曲。民國26年（1937年）七七抗戰後，香港雖未直接被戰火波及，但是已經進入了戰爭和救亡狀態。募捐、義演、支援前線的活動天天都有。廣播電台用救亡歌曲表達愛國情懷。

至於和聲歌林，這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唱片公司，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28年，由香港商人羅旭龢爵士（Sir Robert H. Kotewall)成立和聲歌林公司。七七抗戰爆發後，該公司不斷出版國語和粵語救亡歌曲專輯。華南及廣東的藝術家、民眾組成救亡合唱團、樂團投身藝術救國行列，俞安斌、曹碧霞演唱的《出發》唱片，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並透過香港的電台訊號，傳遍香港的大街小巷以及東南亞。其實，當《出發》被灌成唱片時，距離日軍進攻香港的時間已經很近，局勢已然非常緊張，悲壯情緒可見一斑。 

遠離榮耀 作品消逝 人物命運坎坷

《出發》這首軍歌在徐州會戰後，因為台兒莊大捷以及王銘章師長的殉國，而流行全國。但「故事總在勝利後」幾乎是一個鐵律。《出發》這首軍歌以及相關人物的命運也不意外。除了詞作者華文憲在1940年因傷寒過世外，其他與《出發》相關的人，幾乎都命運坎坷。

《出發》謳歌、讚美的王銘章將軍及其率領的國軍第一二二師，在台兒莊戰役中幾乎全軍覆沒。王銘章最終陣亡疆場，被中華民國政府追晉為上將，待之以國葬；並在其家鄉四川成都為其修建了一座騎馬雕像，無比威武。不過，1949年後，位於成都的王銘章騎馬雕像，在1952年被拆毀。他的墓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陣亡的人遭受了第二次死亡。但更苦的則是活著的人。王銘章的兩房妻室大夫人周華裕在文革中遭受批鬥而瞎了雙眼；二夫人葉亞華被打成「反動軍閥小老婆、國民黨殘渣餘孽、地主、臭老九」，經受了無盡的道德批判和羞辱，最終在1950年代初帶著子女逃難、乞討，一路輾轉到澳門，被接到台灣；簡直是人生的「再出發」。直到1984年，王銘章始被中國大陸官方認定為烈士。墓園重修，騎馬雕像則異地重建。

《出發》的曲作者勞景賢在1949年後任職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系主任。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勞景賢遭受非常嚴酷的迫害，最終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勞景賢的兒子勞乃忠則在江西省被迫害致死。作為祖母，勞景賢的妻子、在上海音樂學院擔任鋼琴教師的錢琪，將兒子勞乃忠的遺腹子勞志雷撫養長大，走過了文革的動蕩歲月，祖孫相依為命。但勞志雷因罹患癌症，先錢琪而去。錢琪先後經歷了喪夫、喪子、喪孫之痛。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高歌抗日救亡，戰後飽經滄桑─《杯酒高歌》相關人士的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在作者看來，最誇張的，大概是當年為了救亡而演唱《出發》的歌唱家俞安斌。這位在抗戰救亡中引吭高歌的知名藝術家，1949年後繼續在廣州擔任音樂教師。但新時代的疾風暴雨讓這位知識分子始料不及。1951年的中國，正在經歷「鎮壓反革命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的時代風暴。俞安斌未能倖免。1951年3月14日，香港《大公報》刊載了這樣一則新聞，題為〈喪盡天良 枉為師表——省立廣州女師音樂教員俞安斌姦污十餘少女 被污兩學生揭發其罪行 廣州法院將其扣押審訊〉。此時的俞安斌已經47歲。報道形容俞安斌「思想腐化、行為卑劣」，解放前就劣跡斑斑；「解放後仍不思悔改」，「繼續利用教授鋼琴的時機誘姦女生」；廣大群眾痛斥俞為「教育界的敗類、婦女界的公敵」，紛紛要求人民政府嚴懲。廣州人民法院接受群眾的呼聲，將俞關押審訊。報道還稱，俞安斌「私下教授鋼琴，收費昂貴，貧窮的工農子弟根本沒有能力負擔學費，因而無法學習」。而俞安斌與女性的關係，在報道中則是「利用少女無知，進行誘姦」，而且「事後不負責」。報道將俞安斌描述成「禽獸」，長期利用音樂教學讓女生墜入愛河，而且其中有些女生已經嫁人、已有家庭；更有女生為了俞安斌而懷孕；因此，在廣大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和強烈要求下，廣州法院將俞安斌關押展開審訊。

但縱觀整個報道，予人感覺是：如果報道屬實，那麼俞安斌的問題最多只是太過風流、私人情感債眾多，這可以接受有限度的道德譴責，但絕不是報道標題中所說的「姦污」。所謂「姦污」，是違背女性意願；但報道描述俞安斌的行為時又變成了「誘姦」，似乎與這些女生是「兩情相悅」。始終，「渣男」和「強暴」，有著重大區別。就算俞安斌是渣男，也不需要紅色政權的公權力介入去懲罰他，畢竟情感問題是私事。更何況，報道是否屬實，都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左派的香港《大公報》這則內容和標題自相矛盾的報道，說明俞案大有隱情。而且，在這則報道中，通篇沒有提及俞安斌曾經參加抗戰救亡的履歷。

到了1951年4月6日，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發佈消息：俞安斌被廣州法院判刑10年。可以說，俞安斌遭受的，不僅是肉體自由的摧殘，還包括了人格的摧毀和品格大批判的重壓。對付俞安斌的手法，是從個別揭發開始、經歷群眾批判、最後是司法審判關押，這是非常典型的極左時代的鎮壓手段。最終在名譽和道德上，算是徹底毀滅這個曾經為救亡付出了青春的知名藝術家。當然，從勞景賢到俞安斌，再到王銘章，一件件這樣的歷史際遇背後，包括《出發》這首曾經聞名遐邇的抗敵軍歌，也一併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了。

時代教訓 不可忘卻 

《出發》是一首典型的國軍軍歌，初版歌詞中的「總理」，以及現今歌詞中的「國父」，都詮釋了國軍肇建黃埔、實行三民主義的精神源流。如今，海內外學界或民間對孫中山或有不同評價，亦或許有人覺得這是陳舊的意識形態。不過，在八年抗戰的艱難歲月中，孫中山的形象已經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地位，而是當時凝聚全軍、全民意志的符號。例如1938年5月7日，中華民國空軍第5大隊第25中隊中隊長、空軍飛官湯卜生駕駛軍機前往已經被日軍佔領的南京，採用低空飛行至南京中山陵上空，以盤旋三圈、撒下鮮花的方式，向孫中山致敬。湯卜生後寫下〈五七飛京謁陵記〉刊載於空軍期刊《中國的空軍》（如今為《中華民國的空軍》）第11期。當年8月，湯卜生為阻擊日軍轟炸機，在湖南衡陽上空壯烈犧牲。然而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仍有聲音質疑空中謁陵的真實性、詆毀空軍抗敵之歷史榮譽。 

正是當年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一次次不知生死的英勇出發，才奠定了後來勝利的基礎。但《出發》這首歌消失在中國大陸，是山河變色、政權交替的結果。不論是王銘章的墓地與後人，還是勞景賢、或是俞安斌，他們的遭遇，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和見證。以俞安斌為例，對他的指控和大批判完全是基於仇恨和偏見，而違背邏輯、違背常識、違背自然法的公理準則，對其進行了毫無依據的構陷。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打倒他、摧毀他。如果俞安斌有罪，那麼徐志摩如果活到1951年，更是要被判刑20年。

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社會內卷嚴重，家長們紛紛讓子女學習鋼琴，課時費再昂貴、砸鍋賣鐵也要學。會有人指責老師收費貴嗎？不會。作為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歌劇《白毛女》，痛斥地主黃世仁要霸佔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但現實卻是無數的喜兒去搶奪黃世仁。革命道德與現實生活往往呈現巨大矛盾。蓋因革命道德一旦極端化，便是基於偏見和想像。人類社會中，最可怕的就是自以為掌握了絕對正確的真理和道德，以此對他者揮動大批判的棍子，從專業成就到人格操守，最後到精神和肉體上，去徹底摧毀一個人、磨滅一部作品、進而否定和掩蓋一段真實發生過的歷史。這是極左年代中國社會中信口開河、毀人名節的真實寫照。歷史的清白與個人的清白有時是高度統一的。在不同的時空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到勞景賢、俞安斌這樣的境遇，捍衛清白即捍衛榮譽、守護歷史的真相。如果不是時代的進步、大量抗戰時期的黑膠唱片被整理復原，我們又如何得知一個曾經被道德污名化、被打倒、被判刑關押的藝術家，曾經演唱過這樣一首膾炙人口、鼓舞了無數熱血青年保家衛國的《出發》、又如何得知人性的複雜、幽暗與深邃？

故事總在抗戰勝利之後。再次聆聽《出發》，回想王銘章、勞景賢、俞安斌等人的生命故事，我自己的思考則是：真相不容扭曲、清白不容玷污、歷史不容篡改、底線不容踐踏。這是做人的準則，也是治史的準則。更不應當容許任何人以「道德法官」去開一個「正義裁判所」，再去上演對俞安斌的迫害行徑，進而去修改自我和他者的歷史與人生敘述。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高歌抗日救亡，戰後飽經滄桑─《杯酒高歌》相關人士的坎坷人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