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持續了將近一年，戰爭還沒有結束，但已有了定論：兩敗俱傷，仇恨加重。哈馬斯在軍事上挫敗，但政治上獲利；以色列在軍事上獲勝，但政治上失敗。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印證了一句話：戰爭沒有贏家。
ㄧ. 我與以色列的邂逅
1980年初我在哈佛大學選讀國際關係的碩士課程，我選了兩門課，一門是恐怖組織，另一門是石油與國際政治。這兩門課跟中東的地緣政治關係十分密切。當時我驚覺，一個外交系畢業生，讀了四年的國際關係，但對中東地區的了解還停留在石油、駱駝、穿長袍只露雙眼的女性等極為膚淺的印象上。當時讀了William Quandt 教授所寫的一本美國在以、阿衝突中的角色新書，勾起我對研究中東問題，尤其是對以色列及猶太人的興趣。1982年10月以色列駐美國大使Moshe Arens到哈佛大學演講，我也特別去旁聽，對當時安全維護之嚴密記憶猶新。沒想到30多年之後我有機會出使以色列，進行了四年特殊的外交之旅。
2009年八八水災所引發的政治風波也影響到外交部門，部長歐鴻鍊、政務次長長夏立言自動請辭「以示負責」。夏立言請辭之後，我由國防部驅車前往探視，只見他神色自若，無怨無悔，無從安慰他。就在此期間，國防部長陳肇敏受到民進黨不斷誣蔑攻擊抹黑，指責他救災不力。我親眼目睹他承受巨大的壓力，但仍以沉著冷靜的態度不眠不休指揮調度，展開救援的工作。我在那個期間曾經以國防部軍政副部長身分寫過一篇評論，刊登在聯合報，說明與澄清他的所作為。
不久之後，我突然接到長官指示，要派駐國外工作。我有兩個選擇，一是法國巴黎，二是以色列。對我內人而言當然是選擇巴黎，但對我而言以色列是最優先的去處。以色列是極為特殊的國家，國際的處境也是不同尋常，在不利的自然環境中卻能生存得很好，值得前往探究，一圓40多年來的好奇心。長官們對我的決定也頗為意外，我去見他們的時候就帶了我寫的一本書—「美國與以、阿衝突」（商務印書館出版，1985年）。他們看了之後也就釋懷了，同意了我的想法。
我算是空降到外交部門工作。雖然以我的學歷跟經歷，不至於遭受太多的批評，但總是要繳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以杜絕悠悠之口。其實，對新的任命，我的壓力並不大，因為1，對外交部而言，以色列似乎不是重點國家，也並不期望台以之間會有什麼重大的突破；2，我對以色列的歷史、文化、政治發展早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掌握，可以找到工作的切入點；3，以色列全民皆兵，男生要當三年，女生大約兩年；總理、部長、國會議員都在軍中服役過，軍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以我擔任國防部軍政副部長的經歷，我有更多的優勢展開在地的工作或開拓更多的機會。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我認為駐外代表、大使的主要任務為：1.全面提升雙邊的實質關係；2.引駐在國之強項為我所用；3.提升國家的能見度、好感度、知名度；4.運用駐在國政府及民間的力量協助我國拓展國際空間或在國際發聲；5.促進雙邊的人流、物流、金流。6. 保僑護僑及對國內來的旅客緊急提供諮詢與援助。
二. 邀請以色列諾貝爾獎得主來台
2010年1月5日我由香港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機到特拉維夫上任。出發之前，我就盤算怎麼能打出第一張好牌。前一年（2009年）10月我看到諾貝爾獎化學獎頒給了以色列的學者尤納特（Ada Yonath)教授。我想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就由台灣寄了一封信給她，希望上任之後能前往拜訪；不久之後我意外地接到她的回信，很客氣地邀請我到以色列之後見面。我到任後請同仁楊芷宜秘書聯繫，到她位於魏茲曼科學院分子生物中心的辦公室去拜訪她。我第一眼看到她時，著實嚇了一跳，看到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穿著隨意且毫不起眼的老學者，坐在一張破舊、可旋轉的座椅上，整個的辦公室非常狹小，大概只有五、六坪大，到處塞滿了書籍跟資料。言談甚歡中，我當時就邀請她到台灣訪問，希望嘉惠台灣的學子；她很客氣翻開密密麻麻的行事曆給我們看，說邀約實在太多，有機會一定要到台灣去。
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教授丹謝赫曼（Dan Shechman)，我除了備函道賀之外，並約他見面。之後我們約到一個咖啡館見面，那一天他開了一輛白色小而舊的車子過來， 言談十分平易近人，對台灣頗有好感。2013年他們兩位終於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到台灣參加「台灣與以色列生命科學研討會」，我也參加了開幕式。出席的還有以色列科學與人文研究院院長露絲.阿儂（Ruth Arron)。我離開以色列之後，他們又再度訪問過台灣。
我和同事在2013年也去拜訪了羅伯歐曼（Robert Aumann)，他是希伯萊大學理性研究中心的主任，當時已年過80 ，每天仍到校研究。他以賽局理論提升對衝突與和平的了解，獲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如同其他大師，態度都非常謙和，他首肯有機會到台灣訪問，後來因為我調到印尼工作才做罷。
另一方面，台灣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院士到以色列訪問，我奉派去機場迎接；耶路撒冷的主辦單位也派了車迎接，所以我跟李院士打了招呼之後就回特拉維夫。以方迎接貴賓的那一幕仍歷歷在目，只見主辦單位派出的是輛白色計程車，司機看到李院士之後就打開後車廂拿出一束鮮花獻給他；李院長接受了，並不以為忤。以色列的做法充分展現他們務實不做作的一面，這在台灣肯定受到不少批評也行不通。此外，我接待過中研院院長翁啟惠院士三次，他是我的老朋友，1980年初，我們就住在波士頓的同一個公寓。2013年，他去以色列接受伍爾夫獎（Wolf Prize)。該獎是獎勵對推動人類科學與藝術文明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很多得獎者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我也想辦法去見了以色列的知名作家Amos Oz。 一方面因為他被視為以色列的良心；另一方面，他一再被盛傳可能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我們超前佈局，可惜他未能如願。他的小說如《愛與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爾》等在台灣都有中文譯本。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三. 解開以國不准我方將領入境的限制
台灣與以色列之間的國防合作相對低調且敏感，主因是台灣的特殊國際地位以及以色列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我到任之前雙方有一些誤解，導致國軍的將領無法前往訪問。如何打開這道鎖，我找到了一個關鍵的人物—特拉維夫大學動物系專門研究鳥類飛行的教授Yossi Leshem。我稱呼他為鳥博士。他的研究自然而然要跟以色列的空軍合作，我也看到他向以色列的內閣總理納坦雅胡報告研究的進展與效果的照片，顯然軍政關係良好。
實際上，他是馬總統英九介紹給我的。我離開台灣之前去晉見時，他交代我一定要去拜訪這位教授。為了打破以色列的限制，我就靈機一動請Leshem教授寫一封信給國防部整合評估室主任廖榮鑫中將（後來晉升空軍二級上將，擔任副參謀總長執行官、漢翔公司董事長等職務），邀請他到以色列來訪問。因為廖將軍不但是幻象、F-16戰鬥機飛行員，也是一位鳥類專家。兩人的興趣契合。Leshem教授應我之請發出了信函，但我也告訴他，這個邀請一定要讓以色列的軍方及內閣知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前來訪問。廖將軍來的時候以方做了非常妥善的安排，參觀空軍基地的隊史館、作戰室等，形同達到了解除封鎖的目標，之後才有蘇起、國安局蔡局長、陳永康上將、楊念祖副部長等的到訪。
鳥博士對我們的幫助甚多，因為他擔任以色列生態保育組織的秘書長，在這個圈子裡具有世界的知名度，所以我就請他發出訊息說明台灣環保的重視情況；在我們推動台灣參與UNFCCC，他也去函給其秘書長，說明台灣參與的必要性。2000年台灣護照的簽證貼紙改用台灣藍鵲圖案，我就請他到辦公室來，親手製作了一本有台灣藍鵲圖案貼紙的護照給他；後來他配上中華民國國旗發佈到全世界相關的組織。他也邀請我參加以色列鳥類協會年度的大會並發表演講。我到了之候才發現那竟然是一個有千人參與的大場面。後來才了解到以色列北部Hula Valley 是歐洲與非洲候鳥來往的中間站,每年大約有五億隻候鳥到來。Leshem教授邀請我和廖將軍以滑翔翼跟數以萬計的候鳥一起飛行，我十分後悔當時膽小，沒有勇敢接受這樣難得的邀約。
四. 提升代表處及人員的身分地位
我剛到任時，以方發給的身分卡上面註明是國際組織，對這件事我耿耿於懷，必也正名。我當然了解雙方沒有外交關係，代表處就不能有官方、或具官方性質的的地位與頭銜。中華民國的外交官都是在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為國家打開外交的出路。我就持續不斷地跟以色列外交部副總司長康露思(Ruth Kahanoff，後任駐日本大使)、東北亞司長Hagai Shagrir溝通，希望能有所改善。康露思曾經擔任駐台代表，對台灣十分的友善，Hagai 對我們的各種協助也是盡其所能。以色列終於在2013年發給我們的身分卡上註明為Diplomatic（外交)。這看起來是一小步，但對於我們的正名卻是踏出了一大步，心中有那股不被官方認可的壓力稍微舒緩。
五. 達成互免簽證協議
以色列為了國家安全，一向採取最嚴密的入出境管理制度，允許免簽入境的國家也相對比較少。外交部並沒有指示以色列代表處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可能長官認為成功的機會不大，但我還是要求同仁們全力以赴達到這個馬政府的外交重點目標。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相對於其他地區，以色列是比較困難的國家。我分配全館同仁共同努力，國會議員是著力最多的地方，透過友台小組主席Nachman Shai 聯合30多位國會議員三不五時向以色列政府提出要求；新聞方面，重點在特拉維夫新聞記者協會、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國土報（Haaretz），多次為我們發聲，我也投書表達我們的要求及對以色列的好處。當然重點還是以色列外交部的態度。.為此，我們跑了耶路撒冷二十多次，跟外交部的主管們溝通意見，幸好有康露思、Hagai 司長的諒解與協助，加上以色列駐台代表何璽夢 (Simona Halperin ）的大力支持，終於達成了目標。當時以色列給予免簽的國家只有三十多國，這其中竟不包括最重要的友邦美國在內。
2011年6月27日，以色列與中華民國達成互免簽證協議，以色列成為我們第114個提供國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國人可以免簽入境以色列180天，但每次停留時間不得超過90天。這項協議的達成，除了為國人節省申辦簽證費用、時間之外，更大幅便捷我國人赴以色列觀光旅遊、宗教朝聖、貿易洽商、學術交流等活動的進行。1對外交部而言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為了廣泛宣傳兩國的免簽案，我們特別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酒會，請各界人士參加共襄盛舉。同仁曾三訊、楊芷宜秘書提議製作一瓶慶祝免簽的紅酒，並在標籤上印上兩國的國旗。這瓶酒登上了耶路撒冷郵報很大的篇幅，很多人珍藏至今。
六.國會聯絡：廣泛聯絡，重點接觸
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一直沒有政黨可以在大選中獲得國會議員的半數席次，因此70多年來每一屆的內閣都是聯合內閣。大選之後由獲得最多席次或最能夠完成組閣的政黨來籌組新的政府。國會議員120席，任期四年，在大選中按政黨的得票比例來分配席次。但內閣經常更迭，政黨也經常重組，政治人物跳黨是常態，因而在同一政黨之下任滿四年任期的比例並不是很高。國會總人數不多，聯繫起來比較方便；但因經常重組，就增加了我們工作的負擔。
由於我們與以色列沒有邦交，想要跟政府部門打交道，或到政府辦公室去見某位官員，有一定的困難度。常常要多次去函或電話聯繫，才能獲得對方的首肯見上一面。中國大使館經常一個電話就能安排的會面，我們通常要花好幾倍人力、時間才能夠見上一面。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的外交處境。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國會（Knesset)工作自然而然變成我們的日常重點，也成為跟官員打交道溝通的二軌。
以色列的國會在耶路撒冷西邊，未經許可想要闖關絕無可能，從進大門的重重鐵閘門及荷槍實彈的警衛，到內部的人員動態管控，安全措施滴水不漏。議員的辦公室十分狹小，每一個人的空間是一樣的，只能夠擺下一張桌子、一個書櫃、一台電腦、一張兩人座的沙發加一把椅子。這樣的空間與佈置，足以顯示以色列的務實之處。
以色列自定國都在耶路撒冷，但不獲得國際的承認，絕大部分國家的大使館都在特拉維夫（Tel Aviv)。以色列政府機關及國會都設在耶路撒冷。因此，我們同仁經常需要往返兩地之間辦理業務。我通常都走最短的一條公路443號；這條公路非常特別，除了公路本身屬於以色列之外，兩邊都是巴勒斯坦的領土。為了安全起見，以色列政府在公路兩旁設立了各式高聳的鐵絲網或是石牆哨站，宛延在丘陵之間，防止巴勒斯坦人闖入。行走其間常令我有不知身處何處之感。 要分辨ㄧ棟房屋是猶太人的或巴勒斯坦人的並不困難，只要看屋頂上水桶的顏色就知道了，白色的是猶太人的；黑色的是巴勒斯坦人居住的。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我們在以色列有一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是夏伊（Nachman Shai）， 他曾經當過國防軍的發言人。以色列國會友台小組有20多名成員，成為我們經常拜訪的對象。我們也經常安排議員到台灣訪問，如2013年8月夏伊、Rina Frenkel、Yehiel Hilik Bar 等7人訪問台灣，商談簽訂FTA、貿易便捷化，青年打工度假等議題。組織議員團訪台也要注意時機、人數、性別、政黨分配（當時國會有13個政黨）、飲食習慣（kosher food )、行程規劃、禮遇通關、禮品等。如果總統接見，還要準備談話稿及背景資料。
七. 新聞媒體：深耕媒體，為我發聲
2010到2013年4年之間，代表處正面新聞的質與量遠超過中國大使館。
1973年我在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工作，當時已經體驗到媒體的影響力。之後換了幾個機關，工作也脫離不了跟新聞媒體的互動，並且經常要寫一些聲明稿或投書，尤其是政策的宣示。當時中國時報王銘義兄在報上以斗大的標題說我是陸委會的「首席文膽」。
常有人說猶太人精明，或猶太人控制了很多大的媒體，因此要跟他們媒體的高層建立良好的關係很費思量。首先要了解報紙的政治傾向。在以色列的媒體版圖上有左、右之分。「左」表示他們比較同情巴勒斯坦人，主張以色列與他們進行和平談判或同意「兩國論」。「右」表示對巴勒斯坦人採取強硬而不妥協的態度，反對進行和平談判，反對停建屯墾區、更反對將領土的劃分回到1967年的邊界。了解了媒體的屬性才比較容易進行溝通。很多人說猶太人很精明，媒體的高層自然是精明的，而且非常忙碌。跟他們溝通一定要有備而去，不能只是打個哈哈，那樣就沒有下一次了。我們必須要outsmart他們，了解他們只是基本，必須要說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或有用的訊息。
在以色列左派最具代表性的報紙就是國土報；右派的代表就是耶路撒冷郵報。我們左右共治，跟他們保持非常良好的關係，我經常在耶路撒冷郵報投書，四年大概投了二十多篇，每寫必中；國土報比較困難，但我也努力在該報發表一篇闡述活路外交的長篇文章。文章的結論我引用阿基米德的話「給我一個槓桿，我可以翹動世界」，而台灣就是這個槓桿，是以色列可以合作的對象。
有的時候我們會送一些台灣的產品，而耳掛式咖啡包發揮了神奇的效果，耶路撒冷郵報的總編輯Steve Linde跟同事對這樣的產品非常的欣賞，因為他們很忙碌沒有時間好好煮一杯咖啡，,但當時以色列還沒有這樣的產品。
八.對外交部:互信為先，以智取勝
對駐外代表處而言，駐地外交部的聯繫是重中之重，,成敗關鍵。經貿單位官員的接觸比較容易，外交部官員的接觸就比較困難敏感；位階越高，難度越大。
以色列的外交官專業程度高、經歷夠，但也有一般猶太人的高傲感，猜疑心比較重。要由陌生成為可以信任的友人需要一定的過程，切忌一見面就提出各種各式的要求或不願傾聽對方的說法。我們提出的要求一定要有理、有據、有節，讓對方有時間處理消化。建立互信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之後最好還能贏得對方的敬重。一旦能成為朋友，那就會友誼長存了，辦事或是提出要求就會比較順暢。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我們跟以色列外交部打交道漸入佳境，雖然沒有能夠在外交部內會面，每次都選擇一個餐廳，不過慢慢形成了輪流請客的模式，這也是相互尊重的一種形式，只要我們提出要求對方幾乎很快就可以安排。我也運用了一些小技巧，譬如有一次以方安排在大衛王路上的1868餐廳會面，我就借機告訴對方1868年7月28日滿清與美國簽訂《蒲安臣條約》，這是中國與外國政府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之前所簽訂的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由此我可以衍生到說明馬總統提出的活路外交。對方聽得津津有味。又如，2018年11月中共舉行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定習近平上台，胡錦濤下台。並舉行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改組，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他們正在研究這個議題，但無法掌握人事動態的準確度，我當即表示，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去外交部給他們做一個說明並回答他們的問題。我一方面顯示對中國大陸最了解的是台灣；另方面希望藉此可以進到他們的外交部去。以方雖然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但我也展現了我們外交人員對中國大陸情勢了解的一面。一定要對情資掌握的比他們多，了解他們所不清楚的情況，分析情勢有條有理，才能夠贏得他們的尊重。這是我所體驗的跟猶太人相處之道。
與以色列外交部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得利於四位以色列外交官，最重要的是副總司長康露伴吧絲、東北亞司長Hagai、由駐台代表調回以色列的甘若飛（Rafael Gamzou) 及新任駐台代表何璽夢（Simona Halperin，現任駐俄羅斯大使）。在他們的協助之下2010年12月雙方簽署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2011年11月水科技合作瞭解、2010年6月台以洗錢及金融情資合作備忘錄、2010年12月避免雙重課稅協定、2011年11月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2012年1月航空運輸協定、2013年12月環境保護諒解備忘錄、2013年12月有關標準化、符合性評鑒及度量衡協議、相互駐外人員眷屬得以進行有償之工作等。在無邦交的國家要達成這麼多的協議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都有賴於他們四位給予的協助。他們四位的共同點就是知台，愛台，敬台。我雖已離任多年，但感念至今。
九. 試圖與巴勒斯坦政府建立關係
駐以色列代表處也兼管巴勒斯坦地區業務，但外交部沒有任何指示；既然兼管我們就要探測一下發展關係的可能性。經聯絡之後，我與同仁前往巴勒斯坦臨時首都拉馬拉（Ramallah)訪問，每次只能見到中高層級的官員，但所提出的事情都無疾而終。.其實原因也不難理解，因為中國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國家。早在1964年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秘密訪問中國與周恩來總理會談，之後在1965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是目前巴勒斯坦政府的前身，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並享有外交機構的特權。當時中國還予巴解提供援助和人員培訓。1988年底中國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建立邦交，巴解駐北京的辦事處則升格為駐中國大使。多年來巴勒斯坦政府靠著歐美及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才能撐到現在，對他們來說台灣能給予的協助十分有限，為那一點有限的資源而得得罪中國是得不償失；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有太大的動作，以免影響到與以色列政府的關係。因此我們與巴勒斯坦政府的關係，始終未能建立。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十.屯墾區爭議
屯墾區或定居點（settlements）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種生活及社會型態，大部分在約旦河西岸，類似中國50年代推行的「人民公社」。我們同仁也好奇地去參觀了幾處。大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共同盡義務，平均分享勞動成果。居民不但吃大鍋飯，子女也有專人共同教養。居民由幾百人到最大的30,000人不等。目前大約還有140處，還有大約100處軍事崗哨。我們去過的屯墾區居民都很和善，大鍋飯也算美味可口，菜色豐富，不准浪費。以色列1948年建國時50萬人口逐漸增長超過900多萬人。為了居民的需求，政府不斷地增加屯墾區，每次增加都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設在東耶路撒冷的屯墾區爭議最大。由於屯墾區的存在，巴勒斯坦管轄的領土好像是天邊的雲彩，東一片西一片不相連，也好像瑞士起司上有很多洞洞。數十年來約旦河西岸的衝突不斷，近幾年更有升高的趨勢，傷亡人數也相對增加。但以色列政府仍然我行我素，每年不斷增建屯墾區。
十一.四個遺憾
1，2012年以色列舉行全球僑務（Diaspora)部長會議，預定有90多位部長與會，我們也爭取到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參加並在大會中發表演說。吳委員長認為大會不准他使用官銜的minister而拒絕參加。會前我因公返台，特別去勸說他排除萬難與會，活路外交就是要靈活，況且以方允諾部長會跟他單獨會面，並且使用正式的官銜，但吳委員長不為所動，失去了一次跟各國部長互動的機會。
2，2013年我安排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女婿Daniel Roth到台灣，他是一位金融專家，他會見了金管會主任委員陳裕璋及五位金控的董事長，推銷以色列，也就是猶太人最擅長的fintech金融技術，但沒有人有興趣，現在卻已成了一門顯學。
3，我在國防部工作時就發現無人機技術的重要性，而以色列在這方面的研發技術先進，我就推薦了以色列理工學院的一位擁有多項UAV專利的教授專家到台灣，但收效甚微。今天已成為台灣發展不對稱戰力的主要著眼點。
4，我們獲得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員會同意，每年贊助八名台灣學生到以色列來進修，每人每年可獲得約80萬元台幣的獎學金，全案報回教育部之後，石沉大海，竟無一人應徵，殊為可惜。
十二，二點意外驚喜：龍舟與古典音樂
1，2011年以色列第二大城海法市的划船隊伍來拜會我，希望能夠到台灣參加龍舟錦標賽，但缺少10,000美元的盤纏。他們其實都具有以色列現役軍人的身分。代表處並沒有這樣的經費，我突然想到不久之前台灣知名的上銀科技併購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得到很好的成果，我就貿然寫信給上銀公司的創辦人卓永財先生，請他贊助；不久之後就收到他的回覆並附上10,000美元的支票，促成了海法龍舟隊初次到台灣來比賽。
2012年他們又來找我希望能夠再贊助一次，我也不便再寫信給卓創辦人請求協助，因為我跟他素昧平生。有一天我偶然想起一則新聞，台灣最大的釣具公司Kusuma董事長，名字叫做張良任跟我一模一樣，我就厚著臉皮寫了一封信給他請他考慮，很快就得到他的回覆，並附上1萬美元，促成了海法龍舟隊再次的訪台。
2013年海法龍舟隊獲得台北市政府的援助，兩艘龍舟和全套划槳在2013年12月下旬，由台灣運到海法。這項工作當時受到台北市長郝龍斌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這是這是一次國際團隊合作，拉近了城市交流及彼此的距離。2014年1月下旬龍舟抵達海法市，當時我已經被調到印尼去服務了。
2，我邀請了以色列作曲家兼海法交響樂團團長、指揮Noam Sheriff 到台灣擔任客席指揮。有一天我帶他坐計程車前往某處拜訪，搭乘的計程車司機正在收聽古典音樂，不料正是Sheriff君的作品。他大吃一驚，不敢置信，誇讚台灣的計程車司機真有水準！不過，這絕對不是我刻意的安排。
十三，一位總統夫人到訪：周美青
2012年6月13日雲門舞集來特拉維夫歌劇院演出「屋漏痕」，總統夫人、名譽團長周美青也飛來為團員打氣。總統夫人到訪，駐外單位自然要妥為安排。我請康嘉棋秘書進行規劃，並做動態模擬。馬總統夫人要求跟團員住在同一個旅館，那是一間每晚只要100美元的平價旅館，她不以為意，只因腰部不適 要求換一張比較硬的床墊。看似簡單的要求，實務上也頗為困難。旅館旁邊約100公尺就是中國的大使館，我們也有點顧慮。我們的第一夫人其實非常的親民，與同仁出外參觀時的吃飯錢她的那一份也一定要分出來自行負擔，店家雖面有難色，我們也只有盡力說服。她的廉潔程度跟馬總統如出一轍。
十四，成果評鑒：未辱使命，不負所托
絕大部分中華民國的外交官都在無邦交國家工作，也就是不具有「官方身分」，相對於其他有邦交的國家，推展工作的自然難度較大。我們的外交人員必須更有耐性、韌性、開創性、活動力，才能在人一能之我十之的情況下把工作做好。
2010至2013年4年我在以色列工作期間，駐以色列代表處年度的考核都被外交部評為「特優館處」。外交部每年評選全球120多個駐外單位，評鑑出大約10 %至12 %為特優館處。除了美國、日本等保証的特優館處之外，獲選殊為不易。對館長而言是一個榮譽，對同仁而言可以增加兩個考績甲等的名額，多領半個月的薪水，可以過上一個好年。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即將屆滿一年，與黎巴嫩南部真主黨的戰爭也有擴大的跡象，衷心希望這一片流著奶與蜜的地方早日恢復和平，居民得以重建家園. （相關報導： 揭仲專欄：黎巴嫩呼叫器連環爆炸案究竟是如何進行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任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