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中國父母心》鼓舞抗戰，却被當代中國遺忘的寒門音樂家

胡然，這個名字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藝術界，大家都覺得陌生。但在台灣和海外耳熟能詳的抗戰童謠《中國父母心》、《打鐵歌》，均由胡然創作。1912年出生湖南益陽的胡然，家境貧寒，卻先成為師範生、後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國立音專），師從聲樂系主任、著名歌唱家周淑安。1936年畢業後，胡然成為著名的歌唱家。在七七抗戰的硝煙中，他以自己的歌聲和創作鼓舞全國軍民爭取勝利。但在抗戰勝利後，籌辦了湖南音樂專科學校的胡然，一向主張音樂和政治分開，遭到湖南音專左翼學潮的猛烈攻擊和批判，最終被學生們驅逐，出走香港，度過餘生。

胡然以及他的作品，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被徹底打入另冊，消失在了當代中國對音樂史、抗戰文藝史的書寫中。我們在胡然後來的人生中，看到了他守護純粹藝術、抗拒政治介入音樂的勇氣；看到了他的愛國情操；也看到了在那個雖然動蕩、雖然戰火紛飛的年代，貧窮的孩子只要有理想，就不會成為「待割的韭菜」的樂觀精神。

出身貧苦偏鄉的音樂家 為抗戰而創作

胡然出身湖南益陽的貧苦鄉村，在上海求學時，連電車票都買不起，只能步行上學而導致時常遲到。他的老師周淑安為他買了一個季度的電車票。這成為一段佳話。後來，他又是從俄國籍聲樂家蘇石林，以優異成績從上海國立音專畢業。

七七抗戰爆發後，胡然創作了很多愛國歌曲，並在長沙、桂林參與救亡演出。抗戰童謠是他創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童謠《中國父母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經在2011年國防部為紀念建國百年和黃埔建軍87週年的《黃埔精神 榮耀傳承》音樂會上演出。這首歌是A大調，四四節拍，行板到小行板的節奏，具有歡快、樂觀、陽光、向前昂揚的曲風：

中國父母心，皆願兒女上前方，奮勇爭先不退讓，為國去爭光。

中國父母心，皆願兒女上前方，不打勝仗回家鄉，無臉見爺娘。

為國家，為民族，誓將暴敵齊掃蕩，為國家，為民族，那怕死和傷。

中國父母心，皆願兒女上前方，光榮勝利回家鄉，同把凱歌唱！

胡然創作過的抗戰歌曲包括《抗戰必勝》、《中華健兒歌》、《我們都是小飛行家》、《少年軍歌》、《兒童戰歌》等。他的抗戰童謠，用很特殊的音樂方式向少年兒童進行了抗戰啟蒙，讓他們用樂觀、開朗的心境來面對保家衛國的民族聖戰。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勿忘國軍巷戰史、勿忘記錄歷史的滄桑音樂人 ｜ 更多文章 ）

2012年，國防部舉行七七抗戰75週年紀念音樂會，演出了兩首由胡然創作的歌曲，一首是經典抗戰童謠是《打鐵歌》，表達了兒童打鐵做大刀，支持父兄參軍、支持前線將士的心情。另一首是胡然作詞、陸華柏作曲、歌頌七七盧溝橋陣亡將士的歌曲《勇士骨》。《勇士骨》是降E大調、多聲部重唱的歌曲，由於節奏平緩、曲風莊嚴、歌詞如現代抒情詩，所以頗為出名，也看出經歷過民國師範訓練的胡然具有很卓越的漢語文字抒情功底：

這原野啊！曾流遍了英雄的血，多少戰士為祖國作了光榮地犧牲，和敵人一同倒臥在戰場上。啊！炮火已經息了，現在是一片死的原野，只有西風在那裡哭泣，在那裡憑弔。紅葉輕輕地撫著白骨，戰士，你還躺在這裡做什麼？「我嗎？」他安靜地回答：「我在等待最後勝利的消息」。

抗戰時期，除了創作，音樂教育不曾停止。胡然在陪都重慶擔任了國立音樂學院的聲樂系教授。創作、救亡義演、音樂教育，成為了胡然在八年抗戰中的三部曲。

1949：重複恩師周淑安的悲劇 遭左翼學生驅逐而南渡香港

抗戰勝利後，胡然因為其在抗戰中突出的音樂貢獻為大眾熟知。應國軍將領、湖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邀請，胡然返回故鄉湖南開始從事音樂學校的創建工作。湖南地處中原內陸，雖有嶽麓書院之歷史文教傳統，但現代西式音樂教育則遠遠落後於沿海的上海、浙江、廣東、福建。因此，胡然在王東原的支持下，創立了湖南音樂專科學校（簡稱湖南音專），這對中原內陸的音樂啟蒙和普及，居功厥偉。1946年，湖南音專成立，胡然成為校長。

然而，平靜的狀態沒有持續很久，國共戰爭爆發後，學校的左翼運動不斷。自1920年代以來，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學潮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不論學潮爆發原因為何，學潮最後幾乎都會以驅逐該校的校長為訴求。在著名音樂家蕭友梅主政上海國立音專時期，曾發生大規模的倒蕭學潮。胡然的老師周淑安因為係蕭友梅所聘請、與蕭友梅關係密切，也在學潮打倒之列。學潮最後雖然未有成功，但對追求純粹藝術的周淑安打擊極大，身心靈受損嚴重。到了文革時期，已經過世數十年的蕭友梅，因為在擔任上海音專校長時，該校沒有錄取聶耳（《義勇軍進行曲》曲作者）、開除冼星海（《黃河大合唱》曲作者），成為了被鞭屍批判的對象。周淑安更慘，她拒絕跟風批判蕭友梅，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抄家三次，房屋被沒收，兒子被當作間諜遭到隔離審查，周淑安本人被下放農村從事挑水等體力勞動。1974年含冤逝世。

胡然似乎重複了自己老師的悲劇。他和周淑安一樣，都是追求純粹的藝術，認為政治不應當干擾藝術創作和教學。在湖南音專成立時，胡然就再三要求學生必須專心本業功課，不將政治帶入校園。然而，當時的局勢已經不是胡然所能控制。抗戰勝利之後的湖南長沙，學潮風起雲湧。1947年5月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遊行；1949年的迎接解放學潮，湖南音專學生都有參與其中。湖南音專的師生更是發起運動，指責胡然「專橫獨裁、缺乏民主」。一位曾經在抗戰救國中貢獻藝術、親手創立湖南音專的音樂家，被、自己的學生——當時的青年人打成了「學閥」。湖南音專的左派師生們最後正式提出：驅逐校長胡然。

胡然是純粹的音樂家、教育家。他對政治鬥爭完全沒有概念，更不懂得如何應對這樣的複雜事態。此時的湖南音專，已經和19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音專無法相比，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已經江河日下、日薄西山。最終的結果是，1949年10月，胡然決定南渡香港，離開了家鄉湖南，離開了他親手創立的湖南音專。自此，他沒有再踏上中國大陸。在香港，胡然繼續從事音樂教學與創作，直到1971年過世。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勿忘國軍巷戰史、勿忘記錄歷史的滄桑音樂人 ｜ 更多文章 ）

然而，胡然雖然個人得以保全，但是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他為抗戰救亡做出的貢獻，卻徹底消失在了1949後的中國音樂史書寫中，似乎中國音樂史上從來沒有這個人一樣。這對藝術家而言，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清算和悲劇？

警惕「階級分析法」庸俗化，向守護純粹藝術的先賢致敬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在創作上強調社會反映論，認為文藝作品要反映時代、社會、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意願。在文本批評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很熱衷階級分析法，認為作品、作者的傾向，都是與其階級背景、階級立場不可分割的。

固然，階級分析法作為一種社會分析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論，並非一無是處，但庸俗化的階級分析法，並不能夠解釋所有社會和歷史現象。很多時候，特別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非正常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都是將階級分析法庸俗化，變成了統治者整肅異己、壓制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工具。這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的大災難。

庸俗化的階級分析法，無法解釋一個看似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現象：為何很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又為何很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藝術家，卻是出身無產階級家庭？毛澤東也曾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1989年的中共紅色電影《開國大典》中，有這樣第一個經典鏡頭，毛澤東詢問韶山老家的九叔公：老家正在劃分成份，咱們家劃的是什麼？九叔公回答：貧農，你家不貧農，誰貧農？毛澤東回答：九叔啊，我們家的老底，你是知道的，應該算富農。列寧是貴族出身，馬克思是世家大族，恩格斯是資本家。中國共產革命中，很多知名的革命烈士，都是富家男女。

胡然則不同，他出身湖南貧窮的農村，曾經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畢業後成為老師。又靠自己努力成為一名音樂家，而不是成為待割的韭菜。這在那個年代是非常成功的勵志故事。但這樣的故事，在後來成為了政治不正確。胡然成為了反動學閥，成為了資產階級音樂路線的代表，他的作品被封禁。這顯然是文藝反映論、階級分析法的巨大反諷。階級分析法一旦庸俗化，並不會真的成為底層民眾翻身思想啟蒙的方法論，只不過是成為了文化法西斯分子手中的棍棒而已。

因為這個棍棒的揮舞，很多在1930年代為了抗戰救亡而譜寫的音樂作品，在1949之後被隔絕、被斷代，似乎對日抗戰的音樂史，只是剩下了幾首陝北民謠小調，也只剩下了九一八的流亡和悲鳴。很多展現軍民同胞團結、歌頌前線將士英勇的作品，完全不載於音樂史的書寫。原因無他，並非這些音樂家、作品是出身自資產階級，而是因為他們歌頌國軍、讚美國軍，是因為他們一直堅持一個立場：音樂、藝術，不可以被政治力量所干擾；音樂、藝術，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下創作。

真正被割的韭菜，並不是出身底層這麼簡單。所謂韭菜，其實是思想的貧乏與價值的侏儒。一個人就算出身底層，就算因為社會不公而無法改變自己命運，那麼他被剝削和壓迫，也不是被割的韭菜，而是遭蹂躪的青草，被踐踏、被割除，還是會再生。這是我們在胡然的身上看到的精神。

我們要向胡然這樣的音樂家致敬，他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用自己的樂譜謳歌了軍民團結守護家園的偉大，歌頌了國軍將士的英勇。他不屈從於時代的洪流和意識形態壟斷，堅守創作自由和自己的審美立場，這是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情操。胡然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必定有重新光輝神州的那一天。 （相關報導： 徐全觀點：勿忘國軍巷戰史、勿忘記錄歷史的滄桑音樂人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