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遺孀」二字沉甸甸—他們的愛情在歷史洪流中波瀾壯闊

筆者113年10月5日應邱近思前輩之邀，參加其新書《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發表會。筆者研究近代史出身，寫作一直集中在思想史、國軍戰史和新聞評論。今天似乎要當一回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文學界的「鴛鴦蝴蝶派」，來談一談愛情，實在是「獻醜」。故而不敢稱是「書評」，而是以臨履之憂分享一點感想和體會。邱近思書中之文字讓筆者覺得：一個人袒露自己的愛情，是一種勇氣；在愛情中找到相知的體驗，是一種幸運；在伴侶生命的終點給予守望，是一種平淡的美德。這一切也顯然加深了筆者對「遺孀」二字的理解。

沉甸甸的遺孀、相知的詩歌

李怡在香港文學史、新聞傳播史甚或思想史上，有其地位和評價。他的人生軌跡經歷了出生成長在廣州、生活寫作在香港、最後病逝在台灣的過程。他的人生經歷，是中國大陸、港九新界劇烈時代變軌的寫照。這個部分，不論是哪一種政治立場的人士，從香港本土派到泛民主派，甚或建制派，都有不同的評述。

1949年後的諸多香港知識分子從毛澤東主義左派或是托洛斯基主義出發，但最後定標在和原本對立的價值範疇中，這樣的例子在香港思想史中並不鮮見，亦很值得研究。不過在10月5日的新書會上，關於李怡的愛情，香港作家陶傑在致辭時，用了一個成語則令筆者印象深刻：波瀾壯闊。

邱近思是李怡的遺孀。以往，筆者對「遺孀」一詞的理解，往往是透過對歷史人物的風雲際會來體認。「遺孀」這個詞，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遺孀回憶自己與伴侶的故事，往往會成為焦點。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曾出版回憶錄《末代皇帝溥儀與我》，引起極大轟動。溥儀的一生經歷過婉容、文繡、譚玉齡、李玉琴、李淑賢等伴侶。最後為溥儀送終的，是李淑賢。李淑賢與溥儀相識在中共建政之後，溥儀經過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已經是普通人。結婚僅5年，溥儀就過世了。但這5年的婚姻，卻對李淑賢產生了極大影響。

另一個經典，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孀是宋慶齡。國父孫中山先生元配是盧慕貞，中間還有革命伴侶陳翠芬，當然，史學家們考證出很多其他人。但無論怎樣，無論一個男人經歷了多少次婚姻、戀愛，生命結束時的最後一個配偶，就是遺孀。後世對國父與宋慶齡婚姻的評價，若拋開政治立場的歧見，則史學界較為一致的共識是：這是一對理想主義的革命夫妻、革命伴侶。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在抗爭中感到自由─勇敢的年輕人讓分裂不復存在 ｜ 更多文章 ）

在國父革命史、國民革命史中，作為國父遺孀的宋慶齡，有著一種很特殊的角色，她似乎盡力在捍衛自己丈夫的革命理想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與先總統蔣中正以及自己的親妹妹宋美齡分道揚鑣。畢竟，遺孀是一個很特別的詞，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國父在北京殂逝時，陪伴在側的是宋慶齡；執筆撰寫遺囑的是汪精衛。而且，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除了耳熟能詳的《國父遺囑》外，還有《家事遺囑》。彼時的蔣中正，正在廣東領導國軍東征。宋慶齡、汪精衛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對孫中山個人思想生平甚或政治路線的詮釋優先權。這也是先總統蔣中正後來即便獲得了權力，也一直要以「總理信徒」自居、並強化自己與國父親密師生關係的原因。

在後來國民黨的內部鬥爭中，有人一直試圖否定宋慶齡的「國父遺孀」地位，但這最終沒有成功。因為歷史就是歷史，怎麼可能輕易否認呢？畢竟，陪伴國父孫中山在日本顛沛流離、在陳炯明軍隊的炮擊中拼死逃亡、在黃埔建軍建校的典禮中相伴左右、在北上協商全國停戰統一的談判中盡心照料、在協和醫院的生命最後時刻不離不棄，都是宋慶齡。更重要的是，國父與宋慶齡之婚姻，打破傳統輩分觀念，係自由戀愛、合法結婚，開革命者風氣之先。所以，「遺孀」二字，是宋慶齡革命伴侶的寫照，沉甸甸的。若說宋慶齡從這「國父遺孀」的頭銜中獲得了什麼物質利益？恐怕是真沒有。他們二人走到一起，無非是因為相知。不能小看相知的力量——這等於找到了靈魂伴侶，產生思想共鳴之火花。也只有靈魂上先成為伴侶，才能真正在生活上成為伴侶，迎接無數的艱難險阻。

在《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的第216頁中，有一首李怡寫給邱近思前輩的詩，寫照了這個愛情故事中的「相知」：

別以為花會凋謝人會死亡；

就說美好的記憶也會褪色；

你我雖不曾發誓永不相忘；

但彼此實已深深了解認識；

三年來每一個珍貴的記憶；

未來的歲月裡將歷久彌新；

自從那天你走進我生命裡；

年輕時的夢想我又去追尋；

我早已不再彈琴不再歌唱；

今天我喑啞的琴音與歌聲；

每一音聲都得到你的喝采；

只因你我間已是忘年知音；

別後記憶將常現你的笑容；

直至辭世時還會在腦海中……

這是一首白話文現代詩，意思並不難理解，所表達的應該就是一種相知的念想。從事過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寫作、修改、校對、排版、印刷、發行，直到今天都是非常辛苦和勞累的作業。如今有電腦及各種軟體程式協助，但在1990年代，文字工作對人的腦力、體力的挑戰極大。邱近思和李怡成為事業搭檔，與文字的生命躍動密不可分。這其中並不是浪漫，而是要共同協作和攜手去面對處理許多問題。相知，絕不僅僅是心靈感應這麼簡單。所謂相知，或許是能夠互相明白和體察對方的喜怒哀樂，能夠明白對方的不完美，能夠與其缺點、甚至錯誤共存。因此，要真正做到相知，其實真的一點也不容易。儒家思想認為知易行難，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明白一件事，和具體做一件事，始終是兩件事。

筆者在書中感知的，是一種對愛情負責任、有信念、發乎善的真摯精神。這是一種源自傳統的價值，其實本不奢侈，但在當今這個時代的確變成了稀罕之物。邱近思陪伴李怡許久，特別是生命的最後幾年。筆者必須說，姑且不論夫妻關係，就算是父母與子女關係，民間尚且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說法。在醫院照顧家屬、陪護病人，是需要付出巨大耐心的。畢竟，走向生命的終點是不可逆的過程，時間每走過一天，都是一種付出和心血。這是對相知的回報，也是對相知的註解。邱近思係知識分子和時代新女性，能夠做到這樣，這實在是令人動容。畢竟，在從香港到台灣的這一路，邱近思的陪伴如很多人知道的那樣，這一路究竟蘊含了幾多滄桑和不易。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在抗爭中感到自由─勇敢的年輕人讓分裂不復存在 ｜ 更多文章 ）

筆者在《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一書中，看到的是邱近思對這段關係的無怨無悔、待之以誠、盡心盡責。這本書的出版，非常值得稱道和讚許的面向，就是邱近思勇敢去袒露自己的愛情。This above all: to thine self be true. 這是Hamlet中的一句經典話語。人對自己以真、以誠、直面內心，其是更加不容易，尤其是情感議題。這並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向外公佈或講述的題材。因為如果要公開化，需要的是巨大的勇氣和道德感召，去面對自己人生中走過的情感心路。畢竟，這牽涉到人性最深處不為人知的一面。所以，書中並未迴避李怡當時仍有婚姻在身的情況，而邱近思亦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當時的心境感受，但卻對當時李怡的婚姻本身沒有怨。能將這一切的心境坦誠於眾，是很大的跨越。

2019之後的李怡，與2019之前，身處環境已完全不同。香港的社會狀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公開自己的情感經歷，並不一定會獲得所有人的理解，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所以，若說邱近思在「李怡遺孀」這個身分中可以獲得什麼，筆者並不認為這是正確的想法。相反，這個「遺孀」的身分其實是沉甸甸的，因為承載了愛的記憶，同時也是建造了一座山頂閣樓——使之成為八面來風的話題。《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的出版，顯然為李怡人生的這段愛情和最後的婚姻，從邱近思的視角，提供了一個論述和詮釋。

見賢思齊，向「愛情表演」說不

先聖有言：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除了國家民族大義，愛情也是可以見賢思齊、師法對愛情、生活矢志不渝的典範。這是筆者作為晚輩和男生看完書之後的心得。現實中，愛情和新聞傳媒一樣，有時是遺憾的藝術。人生就是藝術，就是一檯戲，開局都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好不快活；但尾聲卻是曲終人散。如果生命中遇到、結識一個學經歷優異、生活中不計付出、任勞任怨、端莊得體、出得廳堂又入得廚房、充滿類似母愛之包容、能夠指出自己業務不足之處、擁有共同興趣愛好、分享共同審美、生病時陪伴在側的女生，這實在是人生遇見了一方寶玉，很是值得珍惜、珍視、珍愛，很值得為這樣的女生去付出更多。這種女生具有光耀中華美德之氣質，可以用生活的相互伴侶、事業的最佳搭檔、老時的彼此拐杖來形容。最終如果因為自己的不成熟和任性而失去，那真是比炒股票破產、家中房屋法拍還要大的損失。

縱觀全書，邱近思對愛情的態度立場，流露了西方一種古典主義的美學。如果一定用文藝流派來概括，那最接近的大概是唯美主義aestheticism——愛情就是愛情本身，不夾雜別的，所以無怨無悔。這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在善與美之中展現自我，書寫對愛情的持之以恆，挑戰不公的社會結構；而非將女性主義視為工具和唯我獨尊。這和極端進步派人士將女性主義當作道德武器的路線完全不同。當然，在時下這個充滿算計的時空中，唯美主義愛情真是不多了。

但並非所有人像邱近思這樣以持之以恆和付出面對愛情。相反的現象很多。人心變壞，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的；世風日下，也不知已經多少個年頭了。當下，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在愛情中，付出絕非理所當然，而是一種美德。站在男生視角看，當然害怕遇到這樣一種女生：覺得伴侶為一段關係的支出、花費是自願，覺得理所當然所以毫不珍視；分手後又為了維繫形象將自己的交往描述成情非得已、勉為其難，更將一切過錯推諉給前伴侶，甚或將前任汙名化、施加道德指控者亦有之。但情感交往是平等、自願、自主的選擇，每走一步，都是成年人自由意志的結果。所以這種「對方為自己付出是心甘情願、自己享受對方付出是勉為其難」的怪誕邏輯，本質是不善良的愛情算計，更是不真摯的愛情表演。 

筆者在閱讀這本書後，之所以對邱近思充滿感佩和敬意，就是因為其在愛情中所呈現的無怨無悔和付出。常言道，相愛容易相處難。數十年如一日，直至到生命終點的陪伴，在這過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風順，必定少不了磕磕碰碰。邱甚至和李怡幾度分合，但這期間，雙方沒有相互抱怨、指責、抹黑，而是保持大度、優雅和尊重。這或許就是對愛情的不忘初心，筆者相信，這並不是戀愛腦上身，而是將愛情、生活當成了一種信念和生命一樣重要的信條、責任。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確是筆者等小輩們要好好敬意和師法的。

歷史洪流，平凡生活是真理

邱近思與李怡生命軌跡的交叉、相識，是在香港邁向1997的過渡期、台灣剛剛終止動員戡亂的背景下。那是一個很躍動、很蓬勃、又充滿了彷徨和觀望的時代。邱近思的這段故事，囊括了神州、香江、寶島的人生轉軌和時代變遷。很多人覺得，大江大海只在1949，但其實這樣的故事一直都在發生，一直都在被人書寫。歷史洪流並不是多麼暴風驟雨，其實就是一個個涓涓細流的平凡故事，你我他的故事。夜深人靜時會覺得滄桑辛酸，天亮時則放下怨歎，繼續奮鬥和前進。

不論之前的愛情和人生是多麼波瀾壯闊，生命都會有老去、衰敗、走向終結的那一刻。在最後時刻陪伴自己的人，才是一生最好的知己。其實，我們所追尋的愛情，就是在尋找那個在生命最後時刻陪伴自己、或讓自己去付出陪伴的那個人。這就是生活的平凡，也是生活的真理。邱近思的故事對時下的我們是一種啟迪：如何不讓古典主義美感的愛情專美於前。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在抗爭中感到自由─勇敢的年輕人讓分裂不復存在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