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想死，我們要的是新生─重出江湖的胡舒立：《野心時代》選摘（4）

二〇一〇年三月，我接到邀請函，參加北京市中心一場典禮：胡舒立總編輯重出江湖，來搞挖掘醜聞了。她與發行人決裂不到四個月，便租下一家餐廳的舞廳，邀滿記者、官員及學者。她開創一個媒體集團，左右手很多是隨她一起離開《財經》的編輯、記者。她耍了想吵架的一招，把新刊物取名為《財新》，在中文裡聽起像新《財經》。

我在來賓席就坐，瞧著胡舒立走上講台。她穿了一件紅色有金屬亮片的夾克，麥克風周圍放了花，勉強看得到她的頭。她用尖銳的嗓音說：「我們的編輯方針，客觀報導中國重大經濟、社會變革，不會改變」。她的新事業讓她得到一直想要的股份；她跟手下的編輯們握有三成經營權；剩下的則由一群投資人，以及一份相形進步派的中國報紙《浙江日報》持有。與一家國營報紙共事，自有其風險，但隨著日子過去，她有信心《浙江日報》會實踐諾言，讓她有掌管編採中心的迴旋空間。

接下來兩年，我看著胡舒立與她的員工奮力重新站起來。創刊初期的興奮之後，很多記者逐高薪而他就，或者到較穩固的新聞機構。她冒險行事。有一次她擴張，開發廣播分支，結果成本太高昂複雜，於是她放棄了；編輯台有人戲稱這件事為胡舒立的「大躍進」。然而，她撐了下來。從業人員報導有影響力的新聞，談金融詐欺、官員濫權；有一個案例中，掌管一胎化政策的官員經調查發現居然帶走嬰兒，賣到孤兒院，再給外國人收養。胡舒立撰寫火熱的社論，挑戰黨的基本論點，即民主容易引發動盪。中東人民起義時，她寫道：「製造混亂的，正是獨裁制度，而民主則孳生和平。支持獨裁體制，事實上是拿短期利益，換取長期代價。」

只是文章固然大膽，胡舒立的聲浪不再超群拔類如十二年前她辦第一本雜誌的時候，原因很簡單，此時有太多聲浪與她競爭。企業劣行及貪腐一向是她發力的主要目標，現在每一天都有尋常人在揭發，而他們不必有什麼工具，能連上網就行。以往只把獨家專訪給胡舒立的企業大亨，現則上網自己發聲。即使胡的老雜誌《財經》都自我重組。王波明或許是感受到自己身為傳媒大亨的光輝陷入危機，於是向讀者保證，自己會抵抗「來自上面的不適當控制」，而且雜誌繼續聚焦於調查採訪。因此，胡舒立的離開並未讓調查採訪陷入困境，反而數量增加一倍。

二〇一三年春天，貝莎娜與我準備離開北京。經過了八年，我們想有機會，借助於距離的隔閡，來思量中國。我們會無限想念中國，而且會回來，但此時是離開的時候。我們開始與好友們道別，而我則最後一次到胡舒立的公司拜訪。這麼些年來，我已把她認定為一種「心臟監視器」，憑以測量北京知識分子的生活；她的脈搏加快或減緩到爬行的速度，端賴包圍住獨立思考的壓力與機會而定。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川普「復仇者」上位，美國新聞界凜冬將至 ｜ 更多文章 ）

我抵達時，《財新》的編輯台又比上次見到更空曠了。我曉得，年輕記者們正偷偷溜走，找更光鮮或更高薪的工作去了。她的辦公室還能運作，裝潢稀少。我問她，現在在中國要當醜聞揭發者，是變簡單還是變難了，她則坦承，競爭者如雨後春筍。她說：「我創辦《財經》時，問題在無所取材！唯有《財經》！現在則有太多可取材的了，而你必須判定哪些才是真的。因此，我們必須做到有影響力而全面—成為獲眾人信賴的消息來源。」在缺乏信任的社會中，這是有市場價值的。

「妳靠那樣能存活嗎？」我問道。

「這要看中國的整體情況。若是中國能改變，未來光明，那我們能撐持下去，而且成長很快。」另一種狀況她沒說，而且思索了片刻。接著她繼續說：「我想，要叫中國走回頭路很難，所以我還是心存希望。」此時她在廣州中山大學兼課，接觸到年輕人，叫她重拾活力。「大學生們問我說：『我們曉得當記者很難，那妳為什麼鼓勵我們去當記者？』我說，若是大家都曉得很難，而你一直堅持去做，你會成功的。人人都怕難，所以他們不來競爭。」

對胡舒立來說，決心從頭開始，意義不只在新聞或出版。她忠於那些一開始就激勵她的想法。「我們不想死，我們要的是新生。」她說：「這些年輕人很有自信、很樂觀，是他們在導引我。他們的年紀大約在三十與四十之間，都有創業取向。他們有自信，相信未來。他們信任的不只是我，還信任未來。那對我來說，不僅是一種壓力，還是鼓勵。他們說：『我們何不自己來開展？我們可以再次開始。』」她笑開了，說：「當然，對我來說壓力很大。但有時候，你就是得做出選擇。」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川普「復仇者」上位，美國新聞界凜冬將至 ｜ 更多文章 ）

＊作者歐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社長，現為《紐約客》特約撰稿人，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本文選自作者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週年經典回歸．2025年重新校訂版）